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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1日 星期六

像山一樣思考(徐銘謙)

作者自序


在我心中,有一個與鄉野自然版圖相對應的心靈地圖,我所開闢的路,通往外在的山坡與沼澤,也通往心中的丘壑。藉由對腳下事物的研究,以及藉由閱讀和思索,讓我展開對自己及對大地的探索,最後,這兩種探索在我心中合而為一。而當本質性的事物藉由早期的基礎向我實現,且逐漸增強力量時,我在生命裡也面對著一個熱情而固執的期盼—永遠地將思想,以及它所帶來的一切麻煩拋開,除了最原始、最直接而徹底的慾望之外。走入小徑,毋須回顧。

~ 海恩斯,《星星,雪,火》



侯文詠老師曾經問我:「山怎麼思考?」


  還記得客委會九十五年度築夢計畫的口試現場,我緊張地走進會議室,面對前面一字排開的評審委員,坐下,心裡忐忑著。侯文詠開口問:「你的計畫名稱叫做:『學習像山一樣思考』,那麼請你告訴我,山怎麼思考?」我愣了一下,突然覺得需要解釋的太多,一時不知如何在短短半分鐘內回答出來,只好說:「那裡的山怎麼思考,我得去了才知道」。這個答案,連我自己都不滿意,但是我記著要給侯文詠一個完整的答案,也許這本書可以算是。


  「像山一樣思考」是李奧帕德(Aldo Leopold)在《沙郡年紀》(A Sand County Almanac)中說的一個雋永小故事。大意是說,當狼在夜晚嚎叫的時候,聽到聲音的各種生物,都有關乎自己生存的一番解讀。但是「在這些明顯而迫近的希望和恐懼之後,藏著一個更深奧的意義:只有山知道這個意義,只有山活得夠久,可以客觀地聆聽狼的嚎叫」。美國各州的獵人樂於殺狼,以為狼一旦減少,將能獵得更多的鹿皮,對狼嚎最為懼怕的鹿群,在狼群消失後不再恐懼;而一座失去狼的山,所有灌木和幼木的嫩葉都被過多的鹿群吃掉,變成光禿禿的,至於鹿群最後則因數量過多而餓死。「他沒有學會像山那樣思考,因此,乾旱塵暴區便出現了,而河流將我們的未來沖入大海裡」。


  「只有山活得夠久」,知道當人們在他身上開道路會帶來什麼長遠的後果。至於人本身,沒有足夠的壽命去理解完整的前因後果,對這座山作決定的,與承受後果的人群並不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決定與承擔是代代相傳的。當我在阿帕拉契山徑健行時傾聽林間鳥語透露的訊息,在彎腰修整步道的時候想想水流說了甚麼話,在開闢新步道的時候觀察山椒魚與樹根傳遞的啟發,修屋頂、蓋新橋、釘釘子、敲石頭的時候,我都打開所有的感官試著理解,每座獨特的大山怎麼思考我們在他身上的所作所為。我想,我開始有點明白山的語言,而這通常是以一種細微、緩慢而直接的行動展現。


  「為什麼去阿帕拉契山徑?」這是評審委員邱一新老師的問題,他說:「你如果不在這三分鐘內說明之前你從事的各種與步道有關的社會運動,光憑你準備要去作什麼的計畫書,很難說服其他評審委員把這個機會給你」。我有點遲疑地看著素昧平生的邱老師問:「真的可以講嗎?我想,要來拿政府的錢出去尋找答案,總不能提起之前那些挑戰政府的社會運動吧?!不過,既然有老師注意到我寫在申請書上的簡歷,那麼我也就豁出去了!」


  追尋夢幻步道的旅程,事實上在六年前就上路了,只是當時的我並不清楚。即將看到的故事並不只發生在二○○六年的夏天,甚至仍然是一段「現在進行式」的旅行,即使已經回到台灣。而現在的我,還不知道何時何地會被導引到終點去?或說,真的有終點嗎?從二○○二年底,我因為不滿四輪傳動車涉溪的電視廣告,寫了一篇給中國時報的投書〈穿林跨溪、靠我雙腿〉,以後意外引動一連串對四驅車風潮的反思與節制;由此我又陸續捲入保衛古道、反對石階工程、反對高山纜車、反對蘇花高等與環境相關的社會運動中。


  一方面我愈來愈深入地瞭解環境與人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意識到,反對僅能暫時阻擋(或有時常悲壯收場)個案的、緊急的環境破壞,我們必須找到新的典範(paradigm)去取代舊的觀念,才能從根源阻止荒謬工程的一再發生。但是典範要轉移不是依靠思想的教育,而是人人皆能採取的行動。人們只有透過行動才能瞭解自然,人人都可以到自然去遊玩,這是一種行動;相較於你去認識動植物,並且對人們作解說,後者對自然的瞭解程度更深;若你在環境裡面動手種植作物、或親手修建山徑設施,在每一個行動中都要作決定,你會在過程中思考,並從結果中看到決定的好壞,這時你便會漸漸明白,山或是自然怎麼想這些事情。


  社會運動也是一種行動,在不斷反覆的實踐與思考中,我先是找尋了一個可能的解答,然後一頭栽進去研究;比如我從四驅車的廣告、探險節目、車商車隊的行程等表象,開始深入到相關的法律、文化、能源層面去探索。研究得愈深入,就會嘗試找方法解決問題,發現找錯答案之後,又換一個假設去探究;比如之前反對步道鋪設傷腳的石階,我就開始研究其他鋪面材質;發現問題不在鋪面,而在工程設計與施工,又開始研究生態工法;結果也不是答案,所以就尋到美國阿帕拉契山徑的經驗,發現志工參與和公民社會的新典範。


  這一路的思考,我先是與步道運動的伙伴林宗弘合寫了一本《夢幻步道》(暫名,未出版),紀錄了我們在一連串運動中的觀察與實驗,我們一方面在追尋心目中理想的步道原形,另一方面在我們身後也走出了一條無形的路跡,也就是那條導引我前進到阿帕拉契山徑的步道。《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先行付梓,但嚴格說來,只是整個步道拼圖的中間部分:從社會運動的「啟蒙」,到阿帕拉契的「追尋」,乃至返回台灣的「實踐」,構成了完整的「步道三部曲」。目前在台灣繼續推動的步道志工制度與千里步道運動,已經逐漸拼出完整的圖像。


  在步道三部曲中,本書本身是一個完整的斷代史,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從在台灣的行前準備開始,赴美參加「全程行者學校」的健行教育,一直到參與阿帕拉契山徑協會的修建步道志工隊的生活與思考,還有自助旅行式的國家公園、國家步道行旅……,而探索的故事一個接一個,就像深入不斷前進上升的螺旋迴圈,每回好像已經找到答案,卻又帶領我們發現下一個思路的線索。


  在學習做步道的過程中,不免要砍去一些樹與樹根,在握斧砍過樹之後,我一直對於出書兢兢業業,因為作書頁的紙也要砍樹,更何況裡面記載的旅程,遠在一萬多公里以外的美國,搭長途飛機來回的我,使用了很多石油能源,也排放了很多碳,讓樹與海洋辛苦吸收。閉關寫書的過程中,幾度因為害怕對不起樹,而舉筆維艱,我希望樹會覺得,它的犧牲是值得一條好的步道、一本負責任的書的。除了樹之外,我還要感謝許多人。


  首先要感謝書中提及與未提及姓名的前輩先進給我的建議,包括鄭廷斌、蔡振中、江慧儀與孟磊、黃福森、何燾、曾鈺琪等人在行前準備的指引與協助;另外除了感謝照顧我的美國新朋友外,也要特別感謝劉格正一家與留學生們在異鄉給予的幫助;當然還要感謝於我赴美期間,在台灣輪班照顧家貓的瞿慎思、黃怡蓉、翁淑靜、陳芬瑜等好友們,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前去學習最終並完成此書。


  感謝客委會與評審委員們幫助我完成人生的夢想,返台後更要感謝農委會林務局的育樂組林澔貞組長、翁儷芯視察,願意吸取新觀念、不厭其煩地努力建立新制度,並促成阿帕拉契山徑協會來台經驗交流,由此一併感謝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陳隆陞副處長、觀光課吳和融課長在接待上的協助,以及對步道志工制度的嘗試。而雅比斯步道顧問群李瑞宗、李嘉智、伍玉龍、賴鵬智老師,以及領導團隊的林?、辛苦執行的林秀茹等工作人員,他們促成阿帕拉契山徑經驗與台灣實務的接軌,使我在步道工法上有更深入的思考與實踐。


  感謝荒野保護協會六年來在步道運動上的支持與啟發,尤其是保育部主任黃子晏一直到周東漢,都提供了步道智識的增長與實際參與的機會。感謝千里步道籌畫中心的工作伙伴,提供了可以讓我發揮對步道想像的平台,這本書的成形過程中,尤其要感謝黃武雄老師對內容的推敲與文句的耐心指正,以及周聖心、姜春年在文圖方面的編輯功力,促使本書更有可讀性。當然更要感謝本書編輯蔡麗真的無比細心與耐心,每當她忙完家事、哄睡小孩,開始深夜看稿,他們認真看待拙作更是敦促我追求完美的力量。


  最後要謝謝我的家人給我的空間,使我到三十五歲仍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感謝簡錫亦父亦師的思想啟蒙,淑芬姐與子蓁給予的家人般的情感支持;感謝妤儒一路的支持與陪伴,敦促我在思想與行動上不斷的淬鍊精進。在我博士第六年的此時,也要感謝論文指導恩師周繼祥十年來的提攜,以及對我忙於「外務」的耐心包容。謝謝所有給予我有形與無形的協助的人們,希望這本書可以算是對他們的回報與感謝。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黃武雄)

宏觀與微觀 兩個按鈕
---為銘謙的書寫序
黃武雄
2008/9/22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因此,我把要談的主文放到書後,當作〈讀者回應〉。請讀者先步入銘謙的世界,同她一起悠遊阿帕拉契山的風景,意猶未盡再回頭來看我書後的回應。

如果我還是不能免俗的做了導讀,這個建議便是我的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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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
---細讀銘謙的書(黃武雄)

一、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p.40):




經過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野生動物那一欄寫著:


帳棚─看不見,防水布─看得見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 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 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也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價值的吧?

那麼那個價值是什麼?


在從正面談人類接近自然的價值之前,必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Peter Atkins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The Second Law》的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二、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三、
銘謙在書中(見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四、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Gram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適當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五、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六、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拜越戰之賜,發展加工業。經過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敦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6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七、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


1. 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2.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3.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瑋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茂成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八、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九、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她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前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引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2008年2月1日 星期五

關於昨天( 2008/01/25 )那場討論單車生活化的聚會—兼論現實的夾縫

文:黃武雄 2008/1/26

昨天那場智庫沙龍(第二十四次),大家談得很熱烈,但也委屈了銘鴻與公部門的幾位熱心的朋友,我心中一直不安。藉這封信,我想跟大家多談一點台灣社會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問題。希望有助於步道與環境運動的推展。



昨天的聚會,就是一種民主對話。但那不是一場成功聚焦的的對話,原因是對出席者來說,大家心裡都抱著不同的期待來參加。非常抱歉,做為主持人之一,未能把會議的定位,事先說明清楚。

兩位演講者沅融與曉筠,在那麼有限的時間裡,把荷蘭的交通狀況,清楚的介紹給我們,我學到很多。曉筠鳥瞰荷蘭交通,並提及荷蘭從1975-85 每年用220億投入自行車道的建設,1990 年荷蘭交通部更成立自行車專案工作小組,鍥而不捨,認真在政策上,著手把全國主要的短程生活運具,從汽車轉換成自行車,這些作為發人深省。同時曉筠更把焦點,從荷蘭移向韓國與日本,提供台灣借鏡。

沅融除了有系統的告訴我們,從1972 年起,Groeningen的市容與交通如何一步步脫胎換骨,更指出左派政黨與人民抗議,在交通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解說,特別指出民生與政治息息相關。

可惜時間有限,我們未能針對兩位演講者的議題與演講內容,仔細討論。但他(她)們的演講內容,必然會在我們的心裡發酵,對往後的環境運動與千里步道的走向留下長遠的影響。




這次會議的基調,高亢得有點突兀,大家各說各話,使得議題不易聚焦,但會後大家都能彼此了解,這是很不容易的事。真真感謝大家的寬容。我傾聽大家談話的內容,多少看到一些問題的癥結,想提出來與大家討論。

千里步道運動,最早的定位是大地倫理運動。台灣社會的主流,一貫力主開發、漠視大地倫理。選擇千里步道為實作的議題,目的是想藉用它來轉化這種偏差觀念。

以目前的主客觀條件評估,千里步道運動也許要持續發展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才會有成效。所以步道的參與者,必須瞭解社會各股力量,擅於從中尋找出路,而非主觀想像,憑空認為美麗的願景,任何人都會無條件支持。

有了這層瞭解,並善於分析我們的現實處境,這條路才走得下去。

目前台灣社會相關的各股力量是:
1. 政治人物 :慣於開發傾向,但對選票敏感。
2. 公共輿論:亦以開發為主( 2A),但有時同情環保的立場(2B)。
3. 技術官員:一般沿襲慣性的開發主義( 3A),但近些年出現一批具有反思能力的專業者(3B) 。這兩年與公部門的實際接觸中,我很高興在林務局、公共工程委員會、公路總局、市政府交工局等,看到這批珍貴的反思力量。
4. 民間主流:以經濟開發為主,包含工程業者,以及基層生活沒有任何保障的老百姓。
5. 民間的環境愛護者:著重環境保護。

希望大家在推動步道運動時,能清楚這五股力量之間 的糾結關係。我們千里步道的推動者屬於(5), 我們的主要盟友是(2B)與 (3B),以及少數重視環保的政治人物。

如果這股結盟的力量夠大時,上層的政治人物因對選票敏感,會回應我們的環保訴求。


但不能過份期待政治人物。一般時候他們關照的是民間主流(4) 。其實,我十年前倡議社區大學,便想一步步改變民間主流(4)的想法〔請參見《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一文〕。半年前,在智庫沙龍談台灣的紅與綠,我亦著眼於此。環境愛護者,應認真考慮以社區大學為平台,培養草根經營者進入基層,與基層對話,說服人們減少開發。

但基層主張開發,最根本的原因是台灣沒有建立起好的社會福利制度,人民生活毫無保障,老了病了或無端失業,更是無所依靠,所以必須不斷賺錢,不斷累積財富。北歐人能重視環保,荷蘭人能如此認真推行單車運具,是因他們有良好的社會福利。我們必須與基層並肩,共同發聲,爭取建立良善的社福制度,確實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基本上,政治人物手握決定政策的權力,他們反應的是民間主流的利益。如果民間主流的意見一直主張開發,政治人物(除了其中少數特立獨行者之外),便也隨著主張開發。這是今天代議民主政治的本質,除非我們足夠聰明犀利,能抓住特殊機會,把由下而上的聲音,加大分貝,使政治人物意識到重視環保,從善如流,反而會增加他要的選票。

這是無奈的現實,尤其今天台灣政治的現狀是,兩大黨都明顯向右傾斜。(左右政治立場的差別,是左派重視公共利益及弱勢階級,右派偏向照顧企業財團及特定私人。詳見我月前寫的《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當然民間主流(4) 的利益,也不是一直都保持一致,悉數倒向開發的。有時候,地方有力人士一味主張開發,也會出現與小民生計矛盾的現象,這便是環境愛護者有效介入的時機。

另外,所謂「利益」,有長中程與短期之分,短多長空的事例俯拾即是。利益也有事實與虛幻之別。像蘇花高,當地人以為會引來觀光人潮,但事實的發展,不可能每一條路都會變成觀光街。人潮會湧向少數觀光企業,還是會走進自家商店?有商機的地方,便有商人湧進來競爭,商機的利潤是由外來商人收取,還是留給自己?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很多變化無法預測,物價會不會提高,生活品質會不會下降,原有的寧靜和諧會不會打破?花蓮人會不會得不償失?興建蘇花高後,湧進花蓮的是車潮。車潮不一定是人潮,發展公共運輸引進人潮,興建蘇花高引進車潮,車潮會快速破壞環境與景觀。一連串的問題都會發生,最重要的是一旦好山好水消失,花蓮人最後得到了什麼?桃園觀音鄉二十多年前引入石化企業的慘痛經驗,值得花蓮人深思。環境愛護者要發展論述,進入基層,改變民意主流。

當然這項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很不容易。不過地方經營終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千里步道運動,雖人單力薄,但自始便把地方經營當作工作的重點。

菁英主義是環保運動者必須自我面對的問題。


至於公共輿論(2) :就它本身的任務而言,公共媒體應比現狀更重視環保,不致於唱和主流,傾向大肆開發,因為它原本就負有替「公共利益」發聲的責任。可惜台灣的媒體,因歷史因素,立場一向偏右,這是無奈的事。這種現實使得台灣的環保運動,推展起來特別艱難,只能靠零星的進步記者或編輯幫忙。

如果我上述的觀察與策略是正確的,那麼大家便清楚昨日的會議,不能對焦的緣故。來與會的公部門人士,其實屬於(3B) ,照理是我們熱心的盟友。我們可以平心靜氣與他們討論,如何攜手一起突破困難,如何減少民間主流的反彈,爭取政治人物的支持,規劃出友善的單車/行人道。




會中有人指出不需跑到荷蘭,北京的自行車道現在就很發達。其實台灣在一九六零年代,一般人的生活運具,也像現在的中國一樣,主要靠自行車,理由是受限於經濟條件,只有極少數有錢人才買得起汽車。一九七零以後台灣隨著經濟起飛,汽機車大量發展,霸佔自行車與行人的空間,政府的交通政策更壯大了汽車霸權。

中國今天的自行車道發達,正如一九六零年代的台灣一樣,並非因為中國有一個號稱左派的政府,而是因為人民還不夠富裕。中國日後的發展會不會步向台灣的後塵,需看中國政府有無進步的觀念,還是像台灣三四十年來一樣,漠視行人與單車的路權,確立汽車霸權,而任由弱肉強食?

以目前中國經濟掛帥,輕視環保與人權的基調來看,未來情況並不樂觀。今天的中國,貧富懸殊如此嚴重,到底有多少成分還保有左派思想,令人置疑。何況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左派,主張又紅又綠,與傳統左派只紅不綠的教條,已經大相逕庭。

只有當重視環保與人權的觀念,在社會生根,談單車路權才有益於大地倫理,人與環境也才能永續共存。


昨天會中也有人談到禁止機車的問題。這件事兩三個月來,在千里步道網站及志工們來回的電子郵件中,已經有過許多討論。我認為我們談路權時,對待機動車輛,除公務車與公共運具之外,應一視同仁。例如要求汽機車一起讓出一條現有車道,給單車與行人使用。不能只想壓縮機車的空間,卻不敢碰汽車。

我的理由有二:

第一:較有錢的人買汽車,較沒錢的人買機車。我們不能有階級偏見。

第二:,如果機車空間受到壓縮,汽車仍維持霸權,這時只要有三成的機車騎士,因此轉而購買汽車,環境問題與交通問題,是不是會加倍嚴重?一部汽車從製造到報廢,浪費多少資源,製造多少污染?在路上行駛,又佔用多少路面?耗掉多少柏油?吃掉多少汽油,排放多少二氧化碳?與一部機車相比較,孰多孰少,一目了然。


寫這封長信,希望大家一起慢慢理出頭緒,抓到問題癥結,形成共識,然後把心力放在刀口上。老實說,環境、經濟、階級與政治的問題,糾結一起,本身就很複雜。尤其現實的台灣,處在思想混亂的狀態,要能找出一條走得出來的路,並不容易。當大家都更善於分析問題,我們共同的理想也就更有機會落實。

感謝大家的耐心與努力。

2008年1月21日 星期一

關於台灣的未來

以下這篇文章從標題上看,雖是在寫社區大學,似乎與千里步道運動無關。但事實上,其意涵早已遠超過社大範疇,是真正攸關台灣未來的深沈思考了! 從這意義上看,其便與同樣孕含在大家對台灣未來想像的「千里步道運動」相關!

這是一篇對台灣現況與未來深具洞察力的難得文章,盼望大家都讀到、受鼓舞並去深思我們可以進行的下一步行動。


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作者:黃武雄(發表於2008/1/19「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


一、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

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二、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

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

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三、


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

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

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


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

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

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

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

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

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


四、

第二個面向是文明與自然的衝突。

人為了要求取生活資源,不得不進行經濟開發,但我們能不能對自然做無止無盡的掠奪?人類不斷在糟蹋自然環境,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森林大量砍伐、冰山溶解、海水上升、無數的物種快速滅絕。接下來二十、三十年,大自然會不會反撲?人類會不會面臨巨大的災難?甚至從此滅絕?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這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在台灣,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因為台灣經過半世紀戒嚴的封閉,人民的思維和整個世界的重要發展是脫勾的,除了經濟之外。

我們的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習慣開車、習慣快速方便、習慣舒適的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還真是很辛苦,不像現在,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我們已經不太可能主動放棄這些享受,但要知道這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能享用的生活,下一代怎麼辦?我們的後代會詛咒我們,這些祖先在幹什麼!幾代之內,就把地球資源消耗殆盡,使地球暖化,使萬物面臨浩劫。就像最近在網路流傳,令人感動的一個短片所說的,2070年的人們沒辦法想像,身為祖父輩的我們,曾經奢侈的用水來洗車。

我們已經習慣於現在這種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而且還不斷在開發,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竭的。例如像雪山隧道、像蘇花高的問題,交通發達當然帶來便捷,但人類能這樣無止盡的追求舒適便捷嗎?這種擴張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於我們的大腦皮層,要轉變它,以拯救地球,拯救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必須要超越目前片面的、技術的瞭解,進行整體的瞭解,瞭解人類當前的處境─在大自然中一個物種獨大,又危機四伏卻不知快走到了盡頭的處境,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區大學應該提供這樣的學習場域。

為什麼藉社區大學可以翻轉擴張主義的世界觀,使轉向保留主義,讓大眾開始嚴肅的考慮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不致只在某些具體議題的利害上面打轉?

當大眾討論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時,正反兩方已經進入短兵相接,這時誰談永續發展,不要再剝削自然,不要再無限制的開發下去,都會變成唱高調,打高空,不務實際,沒人理會他。但當你在社大修課,這時你退一步,與現實問題的利害保持距離,你整體的去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想地球能否承載這麼大的壓力,你會慢慢改變你的世界觀。三、五年之後等到有具體的爭議出現,你便不會像過去那樣只在思考眼前的利害,而會改用長遠的利害,用永續發展的眼光去對待。

老實說,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自然的反撲是非常急迫的問題。我覺得社區大學應該在這上面做一些事情,尤其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雷根與撒契爾聯手,大力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之後,整個世界就開始全面往右傾斜。但這樣發展下去,這個地球能負荷得了嗎?每次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無奈。

另外,在規劃社區大學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有一些重要的課程一定要開,像木工、水電。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小木工,水電修復,都是透過別人去做,我們已經不習慣自己動手去做一些身邊的事情,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

大規模仲介的進駐,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這是個仲介的時代。仲介指的是,人與真實世界的疏離。像水銀燈到處都是,我們看得到月亮,但是感受不到月光。水銀燈阻擋人溶入自然, 可是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毫無感覺。現在這種環境,人無法孕育出曹操、李白、葉慈或貝多芬那種感悟,去詠懷月光。今天的月光只是一個懸掛的佈景。

用水銀燈作為例子談仲介,只是一個有形的表徵。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這樣被代工的。更嚴重的是,我們連思想、感情都被仲介規劃,包括過情人節、母親節,怎麼表達你對情人,對母親的感情,都有商人幫你包辦。每年到某個時節,你便會看到處處出現耀眼的廣告:「情人節到了!」「今年的母親節你要怎麼過?」我們不再創造自己的生活形式,某些強大的仲介力量,已把我們團團包裹。

這時候人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可是連你想呈現個性這點,你也被規劃好了。很多企業替你安排好種種品牌。它們還告訴你,選擇什麼品牌會讓你看來有什麼樣的品味,幫你選擇好它們設計的東西,來替你呈現你自己的個性、品味。

我一直希望社區大學提供一種機會,可以讓人靜下來重新看待這些事情。來到社區大學,大家暫時離開無所不在的仲介市場,釋放自己原有的創造力,重新回到人存在的價值面,去思考人跟世界的對待關係,這是滿重要的。在這裡,我們把創造活動,重新植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進入真實世界,去進行創造性的生活,而非由仲介包辦一切。


五、

社區大學的第三個面向,是發展人的「經驗知識」,以補套裝知識的不足。今日學校的教育,我覺得最大的差錯是用一整套標準化、抽象化的知識系統把人從真實使界隔離。人的知識,顯然不限於學校教的那些經過標準化的「套裝知識」。那些東西,不過是知識的框架,缺少了知識的血肉,人不可能因為學習套裝知識而瞭解真實世界。

比如剛才提到「托爾斯泰」,今天在學校裡可能有很多學生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猜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看過他寫的書。但他書中的內容,才是知識的血肉,他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名字叫托爾斯泰,這不是知識。進入他的書中,去讀他的東西,你才會看到十九世紀俄羅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工農大眾如何看待那些問題?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生活?作者怎麼分析這些事情?這些內容才叫做知識,光是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這不是知識。但是學校教的就是一大堆這樣沒有血肉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在台大負責通識教育的規劃,便因為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學裡,學生受的只是專業或技術教育,不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應該引領學生接觸、思辨並討論一些重要的現代思潮,讓他能夠獨立思考與判斷,發展他全面關照的能力。但現在大學主要在教導專業技術,背後學生學習知識的動力,是畢業後有好的出路。不只是大學教育,小孩六歲入學,一進學校,就與他原有的經驗,與真實世界切割。真實的知識和各級的學校教育,都存在很深的鴻溝,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我認為社大應該倒過來,以學習經驗知識為主,從經驗出發去思考、去接觸不同時空之下人類的經驗,人的經驗世界一經打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關於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辯證關係,我早在社大創立之初,寫過一篇長文,這裡不再贅述。


六、

對於社區大學,最後一個我要談的面向,就是充實個人的生活。

台灣百年來從封建社會轉化,逐漸步入遠為豐裕的現代社會。但由於過去生活資源匱乏,很多人還有嚴重的不安全感。於是一生戰戰兢兢,賣力打拼都為了賺錢,日子過得緊張又單調,歲月流逝,一下子人也就老了。回首前塵,難免覺得空虛。大部分老人,尤其是漢民族的老人,你問他一生日子過得怎樣?一般的回答是,從來沒去想過自己過得快不快樂。經常你聽到的是:「沒有啊!就是這樣啊!拼到今天,總算有一間房子,孩子能長大,這樣就好了,不然還要怎樣。」他的內心深層其實有一種無奈,人生漏掉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他也不再去回想,想了也沒用,就自己騙自己說,過得很滿足。這樣的人生,這樣的老人,實在非常無趣。

二十幾年前,我在日本農村遊走,遇到一個年紀跟我現在一樣的婆婆,她同我聊到人生。六十幾年的人生對她是有感覺的,她對四季的變化、對花草、對人生是有感覺的。那種人到了六十幾歲,就會累積出一些生活的智慧。但是在我們的社會,這樣的人很少。因為我們都只為賺錢而活,為了家庭、為了工作,就這樣度過一生,生活智慧也相對貧乏。人越老越僵化,只會對年輕人說教,無趣得很。

問題出在哪裡?

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

社區大學同時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域,讓人與人發展出友善真誠的人際關係。在這裡,沒有職場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家庭綿密的期待與責任,大家放開心情,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相互傾聽,相互照顧。這種互動,經常會帶引出人潛藏內心的一種,十分珍貴而正面的力量

社大運動十年,我看到無數感人的事蹟。

有這些成就,要特別感謝多年來在第一線工作,努力不懈的朋友們。

為了說明當時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我從發展社會力與深化民主、從人跟自然的關係、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知識的解放,還有面對真實的人生,嘮嘮叨叨談了幾點看法。當然社區大學的意義,不只限於這些面向,十年來社大經由許多朋友們辛勤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遍地開花。在資源極度匱乏,社會支持度不夠的困境中,社區大學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真是難能可貴。

平心而論,在跨世紀的接縫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是眾人合力灌溉出來的一朵奇葩。

2007年12月20日 星期四

給千里步道的公開信 II

在藍綠的夾縫中談人民的主體性
黃武雄

Dear All,

幾天前麗花來電,同我提起千里步道內部,藍綠不同立場如何彼此包容的問題。
她的擔心也正是我的近日的憂慮。
我希望大家有共同的體認,藍綠立場儘管不一,但絕不要影響大家的情誼。
我們追求的理想,本來是要超越藍綠的,不要反而被藍綠侵蝕。

我當然不會天真的以為政治無關緊要。相反的,我覺得任何思想都要有政治哲學。
因為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我從年輕時代,就一直密切注意政治,在《學校在窗外》及《童年與解放衍本》兩書中,我都沒有避諱談論自己的政治哲學。

但從事社會運動,我認為我們不應立即被捲入藍綠的對抗中。今天大家會親藍或親綠,並不因為我們真正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是因為我們的生長背景不同,所累積的資訊與經驗不一樣。要釐清藍綠問題,必須大家願意好好坐下來閱讀過去,瞭解歷史,穿透彼此不同的經驗,當然相互的牟合也要經過一段時日。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
我認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贊同公民社會的理想。我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民主,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免於恐懼與飢餓,免於遭受歧視與暴力,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快樂一些,希望每個人的潛能都可以充分發揮,希望台灣會越來越好,希望這塊土地,這個地球能夠永續經營。
我們不是心底都這樣企盼著?我們期待台灣社會整體的權力與資源,能依循這樣的目標進行分配,這不就是我們共同的政治立場嗎?。

有這樣共同的政治立場,若要談統獨,要談藍綠,所剩的不過是理性思辨的問題,而非有什麼深不見底的,無法跨越的界線。只由於現階段每個人對時勢的評斷,對歷史的瞭解不同,才會產生歧異。
如果必要,有朝一日我們能坐下來,一起慢慢討論,一起閱讀資料,一起查訪事實,一段時日之後,我相信大家的看法便會漸趨一致。即使不一致,我們也應該相互包容。
我們有了上述共同的的政治立場,這點便已十分難得,值得我們珍惜。

我這樣說,是很重要的。但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對於我們往後的攜手合作,也同等重要。

作為像千里步道這樣一個要「推展大地倫理」的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例如,我們之中,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應該保存阿朗壹古道,應該規劃糖廠舊鐵道作為千里步道的西南段,應該反對蘇花高,應該推動單車生活化,甚至應該抑制汽機車總量,這些無一不涉及政治。何況我們終究要把千里步道的理想付諸實現?
但我們如何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這點我倒覺得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入討論。

對我來說,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什麼是民間社運團體的主體性?
我們自己先要超越藍綠:哪方認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鼓勵哪方。哪方違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譴責哪方。這樣,人民就可以把政治勢力帶著走,而非反過來被政治勢力吞噬或綁架。


2004年,執政黨主張公民投票的制度。我理所當然的出面領銜連署,就因我認為公投讓人民有權直接選事,不必只靠選人來替自己講話。公投是進步的參與民主,可以用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公投制度應該肯定並加以支持。當時有人指責我被執政黨利用,因公投綁大選,有利於綠營。我卻認為那樣的考慮,正好顯示民間失去主體性,在藍綠之間仰人鼻息。凡是對的事情,我們就應該不避諱的支持,錯的,我們就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畏首畏尾,讓自己淪為政治勢力的工具。當時我寫了一篇〈別讓公投污名化〉,說明了我的這種想法。


2005年,我反過來,與執政黨唱反調,公開呼籲反軍購,主張非戰和平,間接促成非戰家園的和平運動。我認為台海的問題,不在於購買那六千億的軍備。反對軍備競賽,是我幾十年來一貫主張的立場。國民黨時代我就反對軍事擴張,民進黨時代我也一樣反對。台灣的安全,對外要有更靈活更深刻的思考,對內要投入更多資源下放更多權力,使社會生命力蓬勃發展,凝聚社會認同力。為此我也寫了文章闡述相關論點。這一次則有另外一批人,指責我被藍營裡的統派利用。

我無意在此詳細分析公投與反軍購的利弊。重提這兩件事,只為了要闡明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

最近為了大家在台北市推動單車生活化,我也主張安排一些有聲望有影響力的人士去說服郝市長,在各主幹道上,逐步讓渡出一線汽車車道,規劃為單車與行人的專用道。我曾在千里步道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到:「如果這件事順利啟動,對郝市長來說,將成為他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截至目前,我個人對郝市長的見識與作為,並沒什麼好評,但如果他能突破格局,做出影響深遠的貢獻,我便會摒棄自己的成見,加以肯定,並予以支持。


這便是我所說的「人民的主體性」。

像森田兄一樣,用電腦寫信,也耗掉我很多力氣。其實這封信是上星期六剛接到麗花的電話,便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在鍵盤上敲了好多天才寫好。這段時間又接到森田兄,宜方與麗花的信,看來大家慢慢有了非常正面的共識。真感謝大家的努力,智慧與誠懇。我本來自忖,不要再多嘴。但想想,把那天已經起了頭的信完成也不錯。希望這封信還有助於千里步道內部進一步的凝聚。我相信,經過這次論辨,大家應可以完全釋懷,對藍綠、對政治坦然以對。

彼此的情誼,還是最重要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團體也跟著更成熟了。

當然,大家對我信中所提的觀點,若有異議或補充,仍請來信繼續討論。

安好。

黃武雄 2007/12/19凌晨1:30

2007年7月15日 星期日

給智庫沙龍的一封信 & 永和社大-公館步道遊記

作者:林啟東先生(東方既白先生)

前天(編按:7/13, 星期五),我從內湖趕回東門外的家,放下行李準備搭214公車趕往永和參加第二十次智庫論壇的盛會。等了二十幾分鐘,盼到了214公車,好容易趕到福和國中,已經過了八點半鐘。我想縱使遲到也得出席參加,還有五十分鐘,聽聽結語,拿份資料回家,勉強算是到會了。萬萬沒想到,走近707教室,發現一片漆黑,智庫論壇早已結束。看看手上的錶,八點四十分。難道是我的錶慢了,通知寫的 9 點 30 分 結束,怎麼還沒到九點鐘,大家都不見了。

失望之餘,我想既然到了永和,不妨趁此機會走一趟通往公館的步道。我記得自公館搭311路公車到福和國中,才兩站路。沒想到走了老遠才到新店溪邊的河濱公園。九點鐘過了,幽暗的河濱公園還有少數人走動。眼看沒路通往公館,找到正要離開的兩位年輕人問路,得到的答案是必須繞道走一公里西方的天橋。我半信半疑,依著這年輕人的建議往西走了300公尺,眼看前方沒路了,越走越不對勁,找到一位中年人打聽。他說我走錯了,福和橋上應該有步道的。這位中年人說得挺懇切的,我想不會有錯。我照准福和大橋走回去,找不到上橋的階梯。橋下是台北縣的假日花木市場,又像是停車場。途中遇到一位年輕的騎士,我問他有沒有通往橋上的路。騎士正在發車,頗不耐煩的吐了半句『不知道』,發了車飛也似的走了。不得已,我只好往河岸的方向走;我想福和大橋不至於沒有人行道的。走在河濱公園的橋下,遇到一位年紀較大的人。我想他再大總超不過我,不便稱他老先生。面對面遇上了,行個鞠躬禮打聽,我請教於他。這位比我年輕的老人準是在地人,客客氣氣的告訴我,橋頭的另一邊有個往橋上去的階梯。

就這樣的,我這才好不容易的找到了個扶梯,登上了橋上的步道。扶梯旁有十幾位婦人,還?b練習土風舞,眼看都過了九點鐘了,還有人上橋往公館方面走,都停下舞步朝著我看,似乎覺得我這個人稀奇古怪。因為我背著個大背包,不像是到公園來運動的人。按常理判斷,天晚了應該搭公車過橋,我這步行人難免令人訝異。我呢,找到了橫渡新店溪的橋上步道,欣喜不已。走到福和橋上,這才發現離公館還有好長一段路。橋上車如水來摩托如龍,機車卡車計程車以及小轎車和公車,轟轟隆隆的急往兩岸行駛,幾乎都是違反超車速 ( 跟行使在高速公路上似的 ) 疾駛的。反正橋上取締不了,過了橋再說,每一位過橋的駕駛諒必都是這種心態,直往前衝,尤其是摩托車更是有過而無不及。新店溪雖窄,這福和大橋可也有好幾百公尺。快步走了十幾分鐘,終於過了溪,走到對岸。走在引橋上,前面出現一塊警示牌,寫著:『往公館的步行者請走橋下。』

好親切的一塊指引的木牌,提示了我這行路人的去向。我依牌指示往橋下走。還沒走下去,剛踏下階梯,一陣狗吠,像是幾十隻狗就將衝過來似的狂吠著。我心想必定是橋下附近有養狗人家,圈養著的不用擔心。勇往的往橋下走,窄窄的扶梯道,走下去幾步就是個大轉彎。這窄道大約有一公尺寬吧。路窄不打緊,只要能走到公館,我這探索目的就達成了。群狗繼續狂吠,隔著一道牆,我不用擔心安全。路上沒人,也不怕遇上強盜,萬一遇上了背包給他可保平安,我不擔心。令人難受的是,這一段通往公館的步道,應該是台北市境內了吧,比對岸的臺北縣部分更髒更亂,幾乎像個無轄區地帶。窄道兩旁的壁上,佈滿塗鴉,沒一處是空白的。通道上髒亂不堪,腥臭味更是難聞,紙屑空罐寶特瓶亂丟一場。我又一次看到台北市?的死角,也許好久沒人來打掃了。這種地方最能看到市民的公德水準。走在這段窄路上,我突然想起幾年前不顧女兒反對,身穿一著破夾克到紐約125街去探訪的景象。那時候的125街的車站比這窄道上要乾淨好多。

好長的一段窄道,其實包括兩旁的引道,也不過是一百多公尺吧。這可是我在台北看到的最落後的地段。走上引道,正當原水源地附近吧。道旁是停車場,道上還是髒亂一片。走著走著突然路被堵了。前途沒路,人得走到車道上去,否則再也無法前進。步道被堵了,卻沒有任何警示牌。這就是我們的首都台北,如此市政,我這愛肖街路石的老人司空見慣,一時也不覺得訝異。我一心想走出公館,顧不得安全不安全,跟機車汽車搶道,高舉右手請開車的人讓路,順著被堵死的步道旁邊的車道前進。有驚無險的衝過幾十公尺的車道,找到一處斑馬線,這才走出羅斯福路的巷子,到達前往捷運的路上。

夥伴們,由於沒趕上智庫論壇,我利用這個機緣探索永和到公館的步道。前後大約兩公里多的路程吧。從福和國中出來,我本想城市建設如此進步,諒這段路必定好走的。沒想到未如所期,遇上了不少曲折。我不厭其煩的將這段過程寫下來,盼望能提引個智庫的話題。
我剛去法國城鄉探訪了二十天回到吾鄉吾土。我在法境各地看到城鄉都設有自行車道,該讓人走的地方,步道因地制宜,頗有創意。我們是個自稱將步上先進的國家,步道行政不可遲緩,縱使步人後塵,必須配合道路橋樑建設、改造,做更多更合理的配合創建。我相信為政者比我們這般平民更有見識,既有民脂民膏可以用以到先進國家考察,不可能視而無睹。多少幾百年的老城,都能為萬民創設出自行車專用道,步道無不為行人考慮方便好走,顧及市民的安全。凡此種種之於行政,應該如孟子所舉形同為老者折枝,輕易可為。這麼簡單的行政,如果做不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我們智庫論壇身負重任,無法要為政者做挾泰山以越北海似的大業,應該就輕可的指導為政者做些如為老者折枝的工作吧。城鄉建設寄望將步道行政做好,其實很簡單,好多國家的先例可以學習。我想,智庫論壇除了努力將全國的步道連接起來、設法完成千里步道的?z想目標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行遠自近,將我們的部分心神,更切實的貫注在生活邊緣的行政。君不見,吾鄉吾土的傳統步道各城鄉鎮的亭仔腳 ( 騎樓 ) 都成什麼樣子了。這也是值得智庫論壇的一項重要的話題,不是嗎?新近我發現荒野保護協會總部對過的亭仔腳 (騎樓 ) ,統一改造了。平坦、美觀、好走。市民的意識抬頭了,智庫論壇各位益壯的夥伴們,步道期待能成全民之就,凡我夥伴更須努力。

東方既白 7/15 '07 記於杭州南路寓所

2007年7月12日 星期四

宜蘭境內千里步道勘查報告─浩瑋探查路線的確認(黃武雄)


(一)前言

今年初春,宜蘭社大藍浩瑋先生,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在宜蘭全縣探查,並規劃出千里步道的路線。

浩瑋曾於3月4日,在宜蘭縣史舘舉辦智庫沙龍時,作過大略報告。3月23日,籌畫中心又邀他來永和社大,在智庫沙龍,放映路線周邊景觀的照片。會中大家為那些景觀,與他的用心,讚嘆不已。

6月21日我赴宜蘭,隨行有籌畫中心的執行長周聖心,由浩瑋帶領,把他所探查的路線作進一步確認。一路浩瑋同時充當文史、自然解說員,詳細解說沿線種種相關知識及典故。由於他所探查的路線,幾乎涵蓋全縣大部分地方,他的導覽便無異於「宜蘭學」的密集課程。

我們從浩瑋如數家珍的解說中,學到很多有意思的東西。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會期待,能與我們一樣幸運。千里步道工作隊,也許可以再辦一兩次類似的活動,讓大家不只是走路騎單車,也多少增加對宜蘭的認識。

(二)原則與路線

浩瑋在探查時,已把規劃千里步道的幾個基本原則詳加考慮,並來回探查,不斷比較不同路線的優劣,所以我們一行人作確認時,幾乎沒有異議的全盤接受。

這幾個基本原則是:

(i) 僻靜小路或鄉道,少有汽機車行駛者。
(ii) 沿途風景優美,有些好的景點。
(iii) 周邊具有特殊文史背景或自然生態的特點。
(iv) 沿途某些路段親近社區,溶入在地人的生活。

宜蘭縣這十幾年確實用了心思在做單車/步行道(可否取個名字叫「腳行路」?或「腳踏路」?諸如此類,不然「單車/步行道」名稱實在太長),主要是沿河設置。浩瑋的構想是探查一些偏僻或甚少汽機車的鄉道,連結這些單車/步行道,途經一些有人文或自然特點的地區,例如佈滿噶瑪蘭遺址的得子口溪流域(以淇武蘭為代表)、致力於資源回收及社造的林美社區,及五十二甲沙丘帶。

浩瑋探查的路線,以南北向山、海兩線為主,加上東西向四條,構成一個編織於蘭陽平原的網絡,成為宜蘭段的千里步道。北承平雙溪北宜線、坪林跑馬古道與桶后越嶺出口(192線);南出蘇澳存仁里、岳明里往花蓮。

依浩瑋原圖,呈直躺的腳踏車形狀,頗具創意。詳細路線有電子檔,請參看(http://www.es98.net/jesse/Yilan_Trail.kmz)。


(三)宜蘭段未來該作的事

(i) 路線選擇大體解決。局部若有更好的替代路線,仍隨時可以修正。

(ii)步道上的規劃

  • 目前絕大部分路線都甚少汽機車通行。也許暫時不需管制,且不必作路面分隔。但注意:若欲正式列入千里步道路線,應先評估一旦這些路線廣為人知,會不會引來大量汽機車?若有此可能,則需提早立標誌,禁止過路汽機車通行,只容許當地居民開車出入。

  • 由於路線迂迴轉折,步道沿途的標示必須用心設計。單車或步行速度緩慢,一旦走錯路,要回頭尋找,必大費周章。

  • 現有探查的路段幾乎沒有紐澤西護牆,少數路段有豆腐角,基本上可以接受。但有幾處用鐵欄杆的地方必須拆除,重新規劃。

  • 有水銀燈的路段,可以改用早期昏黃的路燈,或亮度遠為暗弱的其他柱燈(如淡水真理大學門前的路燈)。兩燈之間的距離拉長,甚至考慮每隔一排燈(約10盞燈)設一個開關,由過路人依需要自由開關(開車者有頭燈,照明其實不需依靠路燈)。關於水銀燈的改裝,可能需要與地方人士溝通。

  • 沒有水銀燈的路段,不要因千里步道經過,反再加裝路燈。


(iii)關於步道周邊的景觀

  • 地方認養、社區經營是步道運動成敗的關鍵。周邊景觀如何維護,必須與社造人士合作,進行地方遊說,減少進一步開發。AONB的立法工作,也必須一步步推動。

  • 浩瑋在宜蘭社大推動學員回到本居地作文史記錄的工作,如能搭配步道運動,為地方遊說工作鋪路,則事情大有可為。


(四)結語

考慮於數月之內,選定宜蘭縣、台北縣、雲林縣(及花蓮縣?)為第一階段千里步道規劃成熟的路段,開始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具體合作,分期完成相關標示及鋪設,並與民間文史、生態等團體合作,進行導覽相關工作。當然,這只是我這樣建議,事實要怎麼做,還需要請工作會議討論後決定。


還有,我們能遇到浩瑋這樣的人才,真是幸運。浩瑋的社會閱歷豐富、知識廣博。他本人學化學,做過化工、交通工程的實務,研究過水泥與建材,當過客運站長兼大客車司機;後因勞累過度,退出職場,在仰山文教基金會工作,接觸文史、自然的知識,當解說員,參加社區營造,進入社區工作,並到社區大學任職,餘暇時自己弄三艘船倘佯於宜蘭境內三河,對宜蘭大小事非常熟悉。


更重要的是他對社會的熱情一直維持。千里步道宜蘭段的探查,他一個人偷空便四處去探查。以他在宜蘭客運服務多年的經驗,仍耗費五到六天去尋路,其後並不斷修正路線。3月4日在宜蘭開智庫沙龍時,會上浩偉報告千里步道的探查路線,我提出宜5線汽機車流太多,規劃路線可否改道。隔次3月23日在台北辦智庫沙龍時,邀請浩瑋再來說明宜蘭路線,他便找出宜5線的替代路線,給了一個完整的報告,並沿途拍攝四周景觀,詳加解釋。


這次我們去宜蘭,實地走一遍浩瑋所規劃的路線,包括宜5的修正鄉道,我們深刻感受他的用心與努力。


「如果各縣市都有一個浩瑋,千里步道的勘查很快就完成了!」聖心與我都這麼說。


事實上千里步道運動自去年423啟動以來,我們遇到許多不同樣貌的浩瑋,從台灣的各個角落走出來,熱情、堅持、平實、努力,追求理想,希望這個社會更好。


千里步道如果能發展成一個網絡,讓這些人進入網絡,尋找自己的角色,持續的作他可以作的事,隨時相互補位,那麼千里步道的運動便會成功。


感謝浩瑋,感謝宜蘭社大的貢獻。這是我寫這篇勘查報告的同時,內心深深的感觸。

2007年7月8日 星期日

如果我們有條千里步道

銘傳大學 路仁教授
http://www.book678.idv.tw

1

我想帶你去聆聽歐洲的航海家發現台灣時,他最初最單純的感動聲音。

也許你不相信這樣的感動,因為你嚮往瑞士阿爾卑斯山上飄落的白雪與詩畫般的木屋,但你可知瑞士人卻渴望看見水藍藍的海,你還是不願意相信這樣的感動,因為你愛荷蘭的田園景緻,但荷蘭的多數土地是填海而來,風車是造來汲水灌溉,而滿地的鬱金香,自然也是栽培出來的,但荷蘭人再鬼斧神工,也造不出一座山。

於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歐洲人順著季節的風,在太平洋接近大陸的地方,航過一座陌生的島嶼,有著美麗的海岸與山脈,白霧穩穩地在山間吐納,海浪衝激在岩石上,激起一片片的浪花,島上是一片翠綠的森林,在夕陽下綻放絢麗的色彩。

夜來了,月光灑在島嶼上,波光粼粼,他們禁不起這浪漫的情懷而給了台灣一個最美麗的名字- Formosa。

我想帶你去聆聽歐洲的航海家發現台灣時,他最初最單純的感動與夢想,因為在時光走過了那麼多年後,我們離這樣的夢想越來越遠了。

許多年前,我開著破舊的車繞了台灣一圈,美麗的山脈已經滿目瘡痍,海岸都是污染的痕跡,為什麼我們每日居住的島嶼不能是一座美麗之島,卻要千里迢迢去遙遠的歐洲尋覓美麗的地方呢?

2

在環島一圈後,我那過於破舊的車子也化作修車廠裡的廢鐵,我沒有再買過汽車,從此靠著捷運、公車與一雙腳在台北都城裡行走,做一個愛護環境疼惜自己的樂活族。

放棄汽車內那點假虛榮,也放棄了壅塞的生活,省下的不祇是油錢、停車費、罰單費,更是寶貴的時間。

常常,我從台北坐捷運回來淡水,都會在車廂內享受閱讀的閒情生活,書裡的人物在我的耳畔輕聲細語,訴說他們人生的領悟,等到車子過了關渡的山洞,我便合上書本抬起頭,望向窗外的淡水河。

觀音山倒影在流向淡海的河上,彩色的風帆與渡輪交錯而過,在她的身影點綴浪漫的色彩,忽然抬起頭,觀音的千瘡百孔浮現在窗外時,環島時所遇見的一個個被亂葬的山脈,也層層疊疊地出現在記憶的窗內。

常常,在假日來臨時,我會沿著淡水的山坡路漫步,有時候走過森林小徑,有時候走過潺潺溪水,便會覺得很幸福地住在台北有山有水的郊區。

大屯山脈,層層疊疊到雲間,是一片讓人心曠神怡的翠綠,忽然看見翠綠中竟出現一塊像疤痕的高爾夫球場,環島時所遇見台灣山脈上,一塊塊破壞水土保持的疤痕,也散落在記憶的心底。

我愛台灣的山,卻不愛山巔的水泥與疤痕,愛台灣的海,卻不愛海角的污染與垃圾,當我沿著先人所闢的道路,開車到了山巔海角,許多人也追著我車輪的痕跡,來親近山與海,道路帶來了汽車,汽車帶來了旅客與建設,旅客帶來了人類所建設的水泥與疤痕,人類所留下的污染與垃圾。

所以歐洲人從不盲目於道路的建設,他們珍惜美景的保護,所以廣建鐵路與步道,如果你願意坐,可以坐鐵路遊覽歐洲,窗外就是美麗的景色,如果你願意走,可以從柏林沿著步道走到巴黎,在巴黎沿著步道繞城市好幾回。

你願意坐嗎?我願意坐,但我不願意坐在狹小的機艙內長途跋涉到異鄉去看美景,但已不再擁有汽車的我,想悠閒地坐台灣的火車再環島一回,鐵路將台灣繞了一圈,火車卻到不了許多圈內的美麗山脈與圈外的浪漫海角。

我願意走嗎?我願意走,但我不願意花了大把鈔票去走那幾天的異國旅程,我想休閒地走過台灣的大城小鎮,可惜在台灣的道路上,走路的人像是地上的螞蟻,稍不留神,就會被車輪奪走了生命,哪有心情欣賞風景呢?

3

我想坐,想走,更想做。

我想坐,但不是坐在豪華轎車裡,而是與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一起坐在巴士或火車裡,我想走,但不是走在信義區五光十色的街道上,而是走在親近大自然的步道上,我想做,但不是坐在書房閱讀樂活的書籍,而是真的做個疼惜環境愛護自己的樂活族。

可惜,台灣的多數的地方,卻只能讓汽車樂活。

除了台北,這塊我這幾年依依戀戀的地方,捷運在盆地內四通八達,與先進的城市相較毫不遜色,如果你連捷運費也想省了,可以買輛腳踏車來樂活。

台北市與台北縣政府,在淡水河的兩岸良性競爭,鋪出了台灣最完善的步道,也鋪出了迎風而行的愜意生活,但如果你連腳踏車費也想省,而腳程也像我這麼快,便可以和我一起走,走出更樂活的人生。

常常,我會從市區沿著步道走回淡水,越過了浪漫的雙溪,走過了關渡平原的水鳥區時,都會有一種走進桃花源的感覺。

遠遠從西伯利亞來台灣避寒的水鳥,相偕飛過我眼前,在紅樹林相間的沼澤區裡哼著只有他們能懂的情歌,淡淡的雲彩,在沒有城市的高樓或工業區煙囪的天上漫無目的的飄流,腳踏車道上,迎面而來的,不是讓人煩躁的汽機車,而是悠閒的單車,或是更悠閒的行人。

很難想像,在很許多年前,許多建商竟磨刀霍霍地想將草原移為平地,在平地上蓋一棟棟的高樓,幸好許多台北市的環保人士,手牽著手在台北的近郊圍出這麼一個後花園,將建商的推土機圍在關渡平原。

他們更拿起電話,分批遊說台北市各區的議員,讓台北市政府撥了五十億元,徵收了平原內的一塊土地,開發成為關渡自然藝術公園。

越過關渡大橋的橋墩,便走入台北縣境,大雨過後,觀音山的倒影映在清澈的淡水河上,像是一幅潑墨畫,白鷺鷥沿著河岸覓食,有的展開雙翼飛翔,有的孤零零地立石頭上,彷若打坐的隱士。

走過紅樹林,綠葉紛紛,河畔沙土上的洞穴,是寄居蟹的家,沿著木棧道闖入紅樹林,塘水幽幽,彷若走進樹林的迷宮。

走到了淡水小鎮,音樂家在河畔吹笛,藝術家在藤椅上作畫,如織的遊客湧進了老街,咖啡屋與精品店一家家的開幕,走來淡水,彷若走到了歐洲。

很難想像,很多年前,政府曾通過ㄧ個建設案,開闢一條淡水河快速道路,從關渡開始,沿著竹圍、紅樹林、淡水老街,用一條兩公尺高的土堤將淡水鎮與淡水河分離,只為了將車子快速地送到了淡水新市鎮。

許多建商也磨刀霍霍地想在淡水新市鎮蓋大型遊樂場,讓淡水成為一座被土堤圍起來,沒有河濱步道、河畔公園、河邊咖啡屋、河旁歌手與畫家,只有遊樂場與購物中心的現代城市。

幸好,許多台北縣的環保人士發出怒火,他們集結、請願,到立法院阻擋預算的通過,他們的怒火蔓延到了更多的文化團體,熊熊的火焰終於逼退了貪婪的心,讓淡水河岸,留下了一塊親近大自然的後花園。

4

台北市民的覺醒,讓關渡平原成為野鳥保護區,而不是林立的水泥高樓,台北縣民的覺醒,讓淡水河岸成為步道,而不是水泥的道路,每當我沿著淡水河的步道而
走,都會感懷台北環保人士的付出,我得以悠閒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賜。

我走過淡水小鎮的碼頭,一家家林立的咖啡館,走到了漁人碼頭,便走到了旅程的盡頭,盡管前頭仍有步道,許多汽車卻會川流而過,已不若淡水河畔步道的完善,走來仍會讓人擔憂,我的腳步只好折返。

但我多麼想繼續走,因為我雖然愛河,卻更愛海。

我始終記得開車環島時,北海岸的海潮拍擊在岩石上,激起一朵朵的浪花,記得開過宜蘭海邊的水藍藍,龜山島在海角的呼喚,記得開過蘇花公路時,峭壁下的綠水彷若仙境般的夢幻,記得開過台東的海岸,彎彎曲曲的道路像一首朦朧的詩。

我想繼續走,因為我不只愛海,也愛山。

我始終記得開車環島時,九份的萬家燈火,閃爍著迷人的色彩,記得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在後山交織成一首交響曲,記得墾丁的落山風,在夕陽餘暉裡,彈奏著悠閒的曲調。

但我不想開車而行,我已在台北盆地的步道,找回了慢活的樂趣,我想緩緩地走,走過那些記憶裡的景色,走過美麗台灣的溪水、河流、海岸與山脈。

5

我想繼續走,走出一個台灣的美夢,但我知道,台北盆地內覺醒的聲音,若不能傳到台灣島嶼的角落,這樣的步道也只能存在夢中。

有一天,在報紙上讀到了千里步道的消息,知道這個社會有許多人,也想走出同樣的夢,於是我初次參與了千里步道的座談會。

那天報告的是兩個律師,台灣的律師曾經參與台北市關渡自然保護區的爭取活動,與我們分享他多年從事環保的經驗,國外的律師,在美國取得法律博士學位後,來台灣服務,愛上了台灣的土地,娶了台灣的妻子,也曾參與台北縣抗爭淡水河快速道路的活動。

美國的律師,目睹台灣人破壞台灣的美麗景色,於是他將業務的收入,拿來成立一個協會,專心從事台灣的自然環境保護,當許多台灣人,戮力申請成為美國籍時,幾年前,他為了更名正言順地愛台灣,申請放棄美國籍,成為一個道道底底的台灣人。

他們來千里步道的座談會,提供豐富的經驗,作為開疆闢土的參考,許多人也接著分享了他們的夢想,千里步道的附近,將劃為美麗風光保護區,讓墳墓不再將山麓貼上一塊塊的水泥,讓建築不再破壞畫面的協調。

讓人藉由由行走、騎單車,悠閒接近浪漫的海角,讓汽車留在塵囂,讓文化藝術活動,在步道上生根,不只在淡水,台灣各地也都有街頭藝術表演的活動。

我坐在座談會的台下,忽然,這幾年,政治人物在台上爭論誰比較愛台灣的畫面紛紛浮現在我眼前,想到了這些沒有行動的爭論,只是讓台灣更加亂而已。

忽然,幾百年前,歐洲航海家航過台灣海峽時的景象出現在我的眼前,於是,我在休息時刻,匆匆地拿起筆寫了這首歌詞,請你跟著我念這首歌,因為我想帶你去聆聽歐洲的航海家發現台灣時,他最初最單純的感動聲音。

Formosa

我乘著船 航過藍藍的海洋
美麗的海島 在前方
夕陽閃爍在海岸
如詩如畫的山與山
這是不是人間的天堂
Formosa Formosa Formosa

我沿著岸 航過青青的山脈
美麗的海島 在身旁
我在遙遠的故鄉
怎麼沒有聽人提起
妳有沒有美麗的姓名
Formosa Formosa Formosa

我張著帆 航向陌生的地方
妳漸漸消失在黑夜裡

星星呀星星
妳們做我的印記
記得這段美麗的相遇
Formosa Formosa Formosa

請你再唸一次,心再澎湃一次,讓我們的心回到當初歐洲航海家的船上,我們澎湃的心,將吹動我們的船帆,緩緩地繞了台灣一圈,當我們航過的海岸,請你往海岸看,千里步道已經一里里地鋪了出來,而步道上正有騎著單車還有步行的人們,歡欣地向我們揮手。

而在你哼著歌的時候,請你仔細地聆聽,你會聽見了步道上也傳來了相同的聲音。
許多紅髮碧眼的孩子正走在步道上,他們從歐洲慕名而來走這一條台灣的千里步道,他們曾經從祖先的口中,聽聞了太平洋邊有一個美麗的島嶼。

如今,他們真的來到這個島嶼,走在台灣的步道,親眼目睹步道旁的美麗風光時,不禁一起發出與他們祖先同樣的讚嘆聲 -
Formsoa, Formosa, Formosa

2007年4月26日 星期四

迎接世界地球日,高油價才是硬道理(蔡振中/九紀山人)

自2004年,全球經濟開始走出SARS的陰霾,逐步緩步復甦,全球化帶動中國印度等國對能源的需求,推動原油價格的上揚,逐漸上漲的油價便成為街頭巷議的話題,可惜,相較於他國政府積極發展綠色能源與交通政策,我國政府卻是以拖帶變,天真地期待油價能夠儘快跌回原點。當時一位行政院長甚至以穩定物價,減輕民眾負擔為由,阻擋油價反應成本上漲,造成當年度中油的鉅額虧損,必須由全民買單,形同強迫污染承受者補貼污染製造者,這種為討好選民而犧牲經濟效率的媚俗政策,不但是政府失能的最佳範例,更是對社會正義最大的嘲諷。

事實上,汽車不但會產生空氣污染,排放CO2加速地球暖化,更佔用道路行車空間,造成交通阻塞,這些伴隨汽油消費產生的鉅額社會成本,理應全數由開車者承擔。因此,我們主張汽油零售價格不但必須立即完全反應國際市場波動,更必須如一般先進國家對汽油課徵高百分比的汽油稅,大幅調高台灣當前被人為扭曲的過低油價。高油價除了符合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外,更有以下其他優點:

高油價符合社會正義:有錢人開大車,中產階級開小車,窮人坐公車,所得越高越高油用得越多,也要繳越多的稅,汽油稅是具有所得重分配效果的累進稅,而且汽油稅隨油徵收,難以避稅逃稅,是稽徵成本低廉的理想稅源。

高油價可以提高台灣經濟的競爭力:高油價不會妨礙經濟成長,只會加速產業的重新洗牌,將高耗能、無效率的企業淘汰出局。與我國產業結構相似的韓國,在九八年金融風暴後以大幅調高汽油稅作為政府替代財源,汽油稅收入約佔政府總歲入的5分之一,其汽油零售價格將近台灣兩倍,然而其近年來經濟表現卻遠較台灣亮眼。印尼在2005年取消長年為人詬病的汽油補貼,一年內汽油價格分三次調漲4倍,隔年經濟成長卻創下金融風暴後最高紀錄,股市並且大漲5成以上。台灣經濟已經被韓國趕上,再繼續洋洋得意的標榜亞洲最低油價,恐怕被印尼超越也是遲早的事。

高油價可以讓大家從不得不開車的囚犯困局中解脫出來:許多人並不喜歡開車,但因為其他人開車,道路對單車不友善,若只有少數人以單車通勤,則必須承受污濁空氣與危險交通的雙重威脅,所以自己也被迫開車,這是賽局論中典型的囚犯困局。大幅調高油價則提供必要的訊號,讓大家可以同時改變通勤習慣,一起不開車,採用單車與大眾載具作為交通工具。

高油價全民皆大歡喜:由於油價上漲,將可大幅減少路上車輛,因此付得起高油價開車的有錢人可以免於塞車之苦;而付不起高昂油價的中產階級則可享受以汽油稅補貼的廉價而便捷的大眾交通工具,道路的車輛與空污減少之後,也將大幅增加單車與行人的用路空間與安全性。

台灣必須儘快地透過汽油稅的課徵將汽油零售價格調整到與一般先進國家相同的油價水準,長期而言則要以超越日本韓國的亞太地區最高油價為目標,以高油價加速產業升級,以高油價降低用車頻率,減少汽機車空污排放,釋出既有道路空間給單車與行人,讓城市裡的單車通勤真正成為一種經濟、環保、健康的選擇

2007年4月22日 星期日

地球暖化,騎單車好處多(周聖心/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

在2007年地球日即將來到的前夕,千里步道、綠黨、環保團體、單車協會、社區大學..等團體,共同發起「422單車上路爭路權」活動,希望透過單車繞行台北城的活動,引發更多對於單車路權的重視。

爭取單車路權,不僅僅是因為都市空間與交通擁擠的程度日益惡化,更因為地球暖化已開始在世界各個角落產生嚴重程度不一的環境問題,包括:海平面上升、年均溫節節升高、動植物棲息環境變異、有毒氣體對人體產生劇烈危害…,我們需要綠色的環保的交通工具,讓我們可以生活得可以更環保更健康,也為地球的永續存在,盡一份力量。

行走與騎單車都是對環境最友善的交通方式。

單車體積輕巧,一則可大幅減少交通流量不必要之阻塞時間與空間,尤其城市停車位空間窘迫,自行車可以加倍停放許多個人通勤單車,讓停車空間使用更為經濟有效;單車的單價也遠比其他動力車輛便宜,又不耗油,值得在廣大學生族群和短程通勤族群間推廣。騎單車與步行也是優質的運動方式,方式簡便易行,老少咸宜男女不拘,能有效提升身心健康;自行車與步行更是低成本、高收獲的休閒方式,我國身為全球單車生產王國,卻遠不如歐洲單車觀光獨步全球,如果能夠進一步建置自行車和行人專用道,將可爭取斐然的國家觀光利益。尤其,單車與步行都比較不會製造環境和空氣污染,尤其在現今時空下,更具有減緩地球快速暖化的煞車閥功能。
422單車上路的主要訴求有二:

一、盡速完成「公路法」修法:將現行公路法第二條:「車輛:指汽車、電車、慢車及其他行駛於公路或市區道路之動力車輛。」中之「動力」一詞刪除。將自行車納入正式的交通工具,並進行相關路權的爭取和維護;同時並增修第五十八條:「公路主管機關應依自行車與行人之需求,於既有路面內或以替代道路,設置可供自行車及行人安全通行之專用道。」以滿足人民現實綠色交通生活之需求,提升國家環境品質與國際形象。

二、建立實用安全的單車路網:廣設具通勤意義的單車路網,全面檢驗/清除單車通行之障礙空間,於鐵路/捷運沿線腹地建立人行和單車共用道,大眾運輸系統允許乘客攜帶單車,不另收費,鼓勵單車接駁,在各大眾交通運輸站提供充足的單車停車位。

我們衷心期待:台灣終將能為一個單車與行走友善的國家!

營造對單車友善的生活空間(曾志明,中華電信/千里步道志工)

在動力機械尚未應用在交通工具之前,單車是一種便捷的交通工具,隨著科技的進步,新的動力交通工具日新月異,速度越來越快,單車卻未被淘汰,仍然受到大眾的喜愛,單車也從單純的交通工具,蛻變為運動競賽項目、休閒運動等,進年來隨著CO2問題日趨嚴重,短程交通鼓勵以單車取代動力車輛蔚為風潮。

千里步道與一些環保團體、社區大學、單車社團將於本週日下午共同發起的「422單車上路爭路權」活動,不只是爭取「單車道路使用之特權」,而是希望規劃道路系統的時候,能將動力車、單車、行人全盤列入考量,以營造單車友善的生活空間,下列七點是我們的建議。

一、路幅寬度達到一定標準的道路除規劃快車道外,應設置單車、行人道。

二、路幅寬度不足以設置單車、行人道者,於道路區域系統規劃時鄰近道路應規劃單車道。

三、規劃道路區域系統應考慮動力車、單車、行人之流量,以科學的方式適度規劃配置快車道、單車道及行人道。

四、為保護單車使用者之安全,機車應與單車分流。

五、為保護行人之安全,單車應與行人分流。

六、人行道應禁止行駛單車,已開放單車行駛之人行道,應檢討改善。

七、供學童上學使用之單車與行人道,應列為最優先規劃。

千里步道不是爭取單車、行人特權,千里步道期望所有的道路使用者,都能擁有一個友善的交通空間

重新營造單車友善空間(林學淵/台灣21世紀議程協會)

台灣各級道路交通主管機關為了片面解決逐年上升的汽機車數量所導致的壅塞問題,往往優先考慮機動車輛的車道斷面寬度與停車數量,而人行道的部份則被壓縮到僅能任兩人擦肩(甚或只容一人)而過最小寬度,尚且還需容納行道樹、路燈、休憩座椅、公車站牌等待區、變電設施、電話接線箱、社區佈告欄、郵筒、電話亭等設施或違規停放的汽機車,已無行人可以悠遊通行之空間。行人的路權如此,遑論自行車;自行車的路權,未能隨著交通情況的改變而適時修改,忽視其應受法律保護的弱勢地位,自行車在道路交通中的命運遂更為坎坷。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條規定自行車屬於「慢車」依規定必須行駛在「慢車道」上,未劃設的道路則應靠右行駛。慢車道作為自行車在法定上唯一能通行的路權範圍,卻因為與機車的行駛路權,以及汽車的起步、轉彎、臨停等功能混雜為「混合車道」、屬於一個過渡的權宜性路權,成為各種運具交相競逐的空間。隨著都市中機動車輛的大量增加,加上地方政府以警力不足為由對路邊臨時停車、併排停車與斜角停車的刻意縱容與放任,自行車混雜在各種機動車輛交相流竄的不明路權中,因其速度上的相對弱勢慘遭排擠。日增之行人與自行車傷亡事故,顯示目前道路設計與法規已不孚人民使用安全與需求。

二十一世紀是環保與省能的世紀,世界各國多強調以綠色運具(Green Mode)為運輸規劃的主軸,亦即以行人、自行車與大眾運輸為主。臺灣經濟高度成長、國民所得增加、汽機車普及,人口約2300萬人,擁有600萬輛汽車、1200萬輛機車。其中由於機車具有機動、便捷、停車方便等特性,因此成為台灣最普遍的短程代步及個人交通工具。在此現況下,台灣雖然是自行車的製造王國,但是自行車銷售量92%外銷,僅8%內銷,以近三年內銷統計量,估算全台自行車持有率僅110萬台,臺灣人以自行車通勤或代步的風氣尚未形成。

面對環境覺醒與永續發展的議題,地小人稠的臺灣實有必要及早思考自行車在既有道路上的利用,檢討以人與自行車為本的土地使用型態與交通管理規則、而不再只是以汽車為主的大型基地開發與道路安全管理。此外,保障自行車與行人之路權亦為保障基本人權。

相對於汽車的大量污染、噪音與耗能,自行車的特性包括:安靜、環境友善、可與自然環境密切接觸、費用便宜,突顯自行車與環境共生的可貴。步行與自行車交通方式的優點眾多,值得大力推廣,實際長遠利益遠遠多於暫時不合理之不便。同時自行車生產與使用也較其他動力車輛的污染更低更環保,有助於減少環境汙染與能源消耗,改善環境品質。推廣自行車與行人交通亦為全球暖化與環境保護之對策。

422單車上路暖化論述(賴芬蘭/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在聯合國的2500名科學家中,連最保守的也證實了地球暖化是因為人類過度使用石油所引起,就連不願意簽訂京都議定書的美國人也由民間成立了一個對抗地球暖化的全國性活動〞Step It Up〞。要求美國國會制定氣候變遷法,讓美國到2050年的時候減少80%的溫室氣體。全美國各地的人紛紛響應,有些一起騎單車,聚會演講,遊行抗議等等。現在已經有1000多個大小對抗地球暖化的活動舉行,而且每天都在持續增加中,詳情請看: http://www.stepitup2007.org/

氣候變遷是一個全球問題,需要全球人採取抗暖化的行動之際,台灣對地球暖化卻正在做「負面」貢獻台灣的人口,佔全球人口不到千分之4,排放的溫室氣體卻佔了全球的百分之一,排名全球第22名。過去10 年間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每年平均7.9 %的速度成長。這個速率不改,預估2020 年時,二氧化碳排放將迅速攀升到每年461百萬公噸,排名恐怕攀升到世界第三。經濟發展不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正當理由,因為同樣是地小人稠日本,佔全球GDP總額12%,人口佔全球的1/60,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僅佔不到全球總排放量的5%。在我們要被全球人指責,受到經濟杯葛之前,應該自己就來減量。

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住商部門佔13%,交通部門佔15%,再加上其他有害物質隨著排氣管被排出,在都市中造成的熱島效應讓我們的住商部門必須開更多冷氣去調節空氣,耗費能源也等同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此造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減少運輸系統的CO2排放,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一大步!

燃燒汽油除了每公升會排放二氧化碳600克之外,還會排出許多其會對人體以及環境造成毒害的污染物質。

根據美國環保暑的網頁每年每部轎車排放4428 公斤二氧化碳,16.32 公斤碳氢化合物(HC),148.8 公斤一氧化碳 (CO) ,11.4 公斤氧化亞氮(NOx),(http://www.cleanairsys.com/emissions/nox/index.htm任何一位化學系的學生都可以算出來:1公升的汽油被排到空氣中,會造成10000公升的空氣污染。難怪我們的醫院越建越多,醫療花費可能拖垮我們的社會力。

我們消耗的汽油幾乎是百分之百靠進口,騎腳踏車可以不消耗汽油,減少對石油的依賴。

正式把騎腳踏車納入交通系統可以很快的讓人感受到:
  • 空氣變好了:少掉一半的汽機車,就少掉一半以上的空氣污染與躁熱
  • 交通順暢多了:騎腳踏車的人多,開汽車或騎機車的人就會減少,那麼路上就不會那麼擁擠,可以讓公共汽車開的更順暢。
  • 休閒空間變大了:我們就會多出很多的空間,可以種綠樹,種花,騰出許多休閒空間,讓更多人願意走出戶外—不只提昇生活品質又能減少許多冷氣等電力的消耗!
  • 人變得健康多了:少掉空氣毒害就少生病
  • 可以運用的錢增加了:醫療花費減少了、車費也減少了。騎腳踏車可以省下很多錢,買車固然比其他的交通工具便宜很多很多,此外以一段7公里的車程,坐計程車175元,捷運加接駁車32元,摩托車70元,自己開車單單油錢就要花約30元。 想想一年可以至少省下10000元你可以位自己增添許多驚喜!
  • 騎腳踏車讓你充分享受自由,你可以像行人一樣,看到想看的就停下來看,幾乎不需要想到停車的問題。

2007年4月7日 星期六

西部人給花東居民的一封信


2007/4/7 17:05:17 by Showming

晚上12:00, 呼嘯而過的救護車聲,偶爾再伴隨著將排氣管改裝的飆車聲,或是清晨兩點左右小巷子內傳來剛回家的機車引擎聲。時常我總是被這些每天都有的噪音吵醒,這樣的 狀況總是讓我這個住在新竹的高雄人視回老家為非常消耗精神的事,等到回到寧靜的新竹家中又需要幾日的精神回復。不過這樣的安靜狀況也隨著後面一條道路的開 通、飆仔增加後也沒這麼好了。這就是西部人的生活,以新竹為例,地下水已經是眾所皆知的不能喝了,整個西部河川也都是黑黑的顏色,沒人敢到溪裡玩,造成這 些狀況的原因都是各種工廠偷排放廢水,而且這些行為都是法規所不允許的,卻是再的發生。工業化的環境也是各種文明病及污染病的溫床,憂鬱症、過敏、癌症、,除了你們看到的經濟及交通方便外,這也是隨著道路方便所會帶給你們的,願意嗎?


其 實去思考蘇花高是否要興建這個議題,從大方向思考是很簡單:我們在產業界,從行銷的觀點,產品是要找有特色的賣點,所以要做市場區隔,走出自己的特色才有 競爭力。如果你是這個島的旅遊總體規劃者,你是希望用一條道路將所有地方串聯起來,讓整個島的文化因為快速流通都一樣呢?還是稍稍讓每個地方有些交通阻 隔,做出各地的特色?一個地區要嘛極度現代都市化,要嘛極度自然及原始或者保持傳統生活及文化才有可能生存的好。最慘的是都市化比不上台北,說自然原始又 不夠,說文化又都已經流失,蘇花高就是會讓花東陷於這種沒有特色的危機。


過 去我爺爺時代,他是個大地主,我是長孫,當時候鄉下鄰居都說我很好命。隨這經濟的發展爺爺發覺賣地很好賺,隨著地一塊一塊的賣出,家裡父親那一輩因為爭家 產而兄弟姐妹不和,腦筋動得快的人想辦法再從爺爺手中多撈一些。到後來還是由不善言詞、不諳爭奪的父親扶養到老一無所有、鬱鬱而終的爺爺。每當母親光榮的 細數過去爺爺的土地時,我總記得爺爺臨終前的面貌,覺得無限感傷及不捨。西部在過去便是靠交通這樣發展起來的,其實獲利的都是少數人,農人們在不懂得這些 遊戲規則時最終只是一位幫手,農人們單純地以為有了高速公路他的農產品就可以很快的運送出去。以過去的經驗,高速公路通車後,農人的土地會被各種勢力逼著 去賣,子女為了錢而分裂,最後連田都沒得種,要不然就是越種就發現田裡的汙染越嚴重。就連過去很安靜的睡眠環境也開始會改變,真的好嗎?還是經常我們思考 一些問題時,被有心人士操縱以致於只看得不看失,到後來後悔已經來不及。


花 蓮真正需要的是讓交通有些阻隔,減少西部的財團炒作,並且發展一些多樣性的旅遊型態。我不是專家,只是喜歡旅遊各地,不能提供細部意見。要一條高速公路的 確可以快速振興經濟,不過得到的越快失去的也會越快。西部人民的生活型態是你們要的嗎?有得必有失,不可能要保有你們的生活型態又要交通方便,至少以台灣 目前的亂象是不可能的。


最近我騎單車到花東旅行,傍晚時分,我看到農村的三合院大門是大開著,偶爾會看到有人在戶外乘涼,真的好感動,人與人之間沒有距離,跟自然是這麼的貼近,生活步調的緩慢都是我好久不見的生活了。

2007年2月1日 星期四

快樂國 不丹


2007/2/1 21:29:33 by yclee


從前從前


喜馬拉雅山腳下一個小國不丹


有一位方即位的17歲國王


這年輕的國王想著應該要如何治理國家,想著「那麼人民到底需要什麼」?


於是國王花了兩年時間步行走遍全國


發現不管男女老幼、貧窮或富有,大家內心共同的期盼都是希望「快樂一點」


但如何才能達到「快樂」?




這位留學牛津大學的年輕國王早就已經發現,


先進國家的人民大多並不快樂,甚至是非常不快樂


顯然,提高GDP(也就是賺錢、賺錢、賺錢)似乎並不能讓人民變快樂


於是這位國王在深思後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國民快樂指數)的世界首創概念


然後進行一連串的革新


也就是達到讓國民快樂的途徑:社會公義與國家資源公平分配(請勿將此跟共產制度混為一談)


包括 1.平均地權,解放農奴


2.醫療免費;


3.教育免費


4.致力縮減城鄉差距(特別是資訊落差)


5.環境保護(包括禁砍森林、致力水力及太陽能發電)


6.零國防,配套是與世界大國發展友善與緊密經濟合作的外交關係,來保障國家安全。而讓國家預算主要用在教育與醫療上



迥異於一般主流經濟發展(擴張、快速)模式,不丹的國家發展思維是簡約、與自然共生、慢與快樂。


30多年後,不丹的人均GDP只有約1400美元,然而



不丹,街上沒有乞丐、遊民,暗巷沒有娼妓、毒梟。眼目所及,是如瑞士般的優美谷地,從城鎮到鄉間,這裡沒有超級豪宅,也看不到破爛不避風雨的房子。



首都廷布到處是可以上網連結世界的網路小店;偏僻的鄉間,農夫用手機開心的講著電話。一對無法生育的美國夫婦來到這裡,想收容孤兒,等了大半年無以如願,才驚訝的發現,不丹鮮有孤兒。



當全球化力量讓各國地方特色難以保存,不丹人的文化獨特性卻強烈鮮明。與此同時,不丹卻不封閉,在不丹,受過教育者都能說一口流利英語,所以在不丹講英語『嘛也通』喔!



改革一定會遭遇阻力,所以不丹國王以身作則,不但完全過著平民生活,而且跟台灣過去「國庫通黨庫」相反,不丹國王將「皇宮金庫通國庫」(單向),成功完成社會財富重分配,並在尊重文化前提下,盡力弭平城鄉差距,包括資訊落差。



目前不丹的四個國家施政主軸:1.均衡發展(城鄉資源公平分配);


2.環境保護;


3.文化;


4.政府治理



這其中,不丹國認為最關鍵的是第四項,因其攸關前三項的成敗,為此不丹開始一步步推行民主制度:制訂憲法(且特別將「保護森林」入憲)、成立國會(內閣制),然後不丹國王將皇權交給國會;更修憲規定1.國王強制退休歲數,2.國會可對國王進行不信任投票;3. 2008年後民選內閣總理,皇權退位。



在此之前,不丹早已實施社區自治,不丹更是聯合國相關調查評比東南亞及南亞地區運用NGO力量最多的國家。



不丹的經濟系統是「慢」的系統,但並非沒效率的系統,在人均國民所得1400美元的情形下,能讓國民快樂:吃飽穿暖、精神充實、國際連結多元寬廣,這樣的 政府治理系統顯然要比目前世界先進國家的政府治理系統要有效得多!此外,雖然目前不丹的人均國民所得並不高,但不代表未來不會高度成長,因為不丹將最多的 國家資源都花在教育(並與國際教育或技術體系有良好聯結與合作)上,未來的成果「回收」難以估計。



不丹只有一項「教條」,那就是「GNH比GDP更重要」(快樂比賺錢更重要)。這教條散見不丹中小學。



這位不丹國王是一位偉大的國王,更是人類歷史少見的偉大政治家,為了延續他建立出來的制度,最後他更不惜「摧毀」自己的皇權,並宣布退位,帶領不丹走向更 進一步的民主道路。我覺得這位國王才應該得諾貝爾獎,至少該得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人類未來可能會比較有救。



商業週刊,不管你對這本雜誌的看法如何?1000期的商週專題:「不丹」,請你一定要去看看。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還有一篇「森林是家人,不是經濟資產」--關於不丹內政部長之專訪,談不丹治國思維,也非常值得大家去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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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24120



不丹 最快樂的窮國*


(*看大家對「窮」的定義為何囉?不丹這國家真的「窮」嗎?我們就不「窮」嗎?)


本篇文章摘自:商業周刊第 1000
作者:林正峰


為什麼1/3的台灣人不快樂,國民所得只有台灣1/20的小國不丹,土地貧瘠、環境惡劣,卻有97%的人說:我很滿足。「減」的生活哲學、不迷信經濟成長率、追求平等與平衡的理念,讓不丹超越世界大國,因快樂而偉大。



當飛機穿破雲層,赫然,高低落差千多公尺的縱谷出現眼前,「嵌」在絕壁上的白色房子錯落山坡上,谷底是彩色拼布般的梯田,層層綿延。

不丹(Bhutan)到了!

這個被稱為「喜馬拉雅山下香格里拉」的地方,在1980年代對外開放前,幾乎是生人止步。直到三年前,全球六十四億人,一年只有0.0001%,約六千人,有機會親炙這塊神秘土地。

但在2005年,這神秘小國,卻成為全球各大媒體的目光焦點,從《紐約時報》、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到日本NHK,一年內超過兩百篇的報導。他們熱切的討論著同一件事:這個小國的施政主軸——「國家快樂力」(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GNH成了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眼中的「新」觀念,諷刺的是,不丹默默推動GNH逾三十年了。

根據英國萊斯特大學在去年七月所公布的研究「世界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不丹的快樂,在全球排名第八。不丹人均國民所得僅一千四百美元,卻比人均所得三萬一千五百美元的日本高出八十名,也比四萬一千八百美元的美國高出九名(編按:本文人均所得均為經CIA購買力平價調整。


如台灣人均實質所得為一萬五千三百美元,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為二萬七千六百美元)。而台灣,在這份排行榜上,列名六十三名(編按:六十三名共八國同分)。

這麼窮的不丹,為何這麼快樂?當《商業周刊》於去年初注意到這個特殊國家,計畫採訪時,內部有著不同的聲音:「會不會是無知的窮開心?」然而,當採訪團隊走下飛機,踏進首都,再深入偏遠村落,十六天採訪期間,記者看到與其他低所得國家迥然不同的景象。



這裡土壤貧瘠,地勢險峻 卻有九七%的人民表示「快樂」

不丹,街上沒有乞丐、遊民,暗巷沒有娼妓、毒梟。眼目所及,是如瑞士般的優美谷地,從城鎮到鄉間,這裡沒有超級豪宅,也看不到破爛不避風雨的房子。


首都廷布到處是可以上網連結世界的網路小店;偏僻的鄉間,農夫用手機開心的講著電話。一對無法生育的美國夫婦來到這裡,想收容孤兒,等了大半年無以如願,才驚訝的發現,不丹鮮有孤兒。

男女皆著國服,男性是一件式的裙裝,長度及膝,稱為幗(Gol),女性三件成套,長度及足踝,稱為旗拉(Kira)。當全球化力量讓各國地方特色難以保存,不丹人的獨特性卻強烈鮮明。

接受採訪時,無論生意人、大學生或勞動階層,有一句話反覆出現在口中:「我很滿足。」根據不丹人口普查局最新調查,九七%的人表示「快樂」。這是全世界最快樂的窮國,人均所得僅台灣二十分之一的山間小國。

是得天獨厚、土地豐饒,造就這個世外桃源嗎? 事實不然。

這裡,地瘠多險。不丹平均海拔三千公尺,九八%國土為山地,二%土地終年白雪埋覆。地瘠加上高地氣候,當地主食稻米年僅一穫。馬鈴薯種了好久,也只有掌心大;再看外交,列強環伺。一九六年代,中共軍隊踏進他們的北鄰西藏,七五年印度併吞與不丹接壤的錫金。

讓不丹轉型成全球「最快樂的窮國」的關鍵人物,是剛卸任的國王吉莫˙辛吉˙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

三 十五年前,老國王英年病逝。他,十七歲倉卒返國繼位,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國王。加冕典禮,不丹首次開放國際媒體進入,相關報導多以「童話王國裡的英俊國 王」描述他。但童話表象底下,他卻是經歷過身為繼承人的嚴峻考驗。當吉莫才八歲大,同齡孩子還黏在母親身邊撒嬌,他已經被送往印度就學,十歲轉往英國,十 四歲進入牛津大學。



這裡不以經濟發展為優先 為全球第一個以快樂立國的國家


牛津學業雖未完成,但國外求學經驗卻深深影響吉莫。吉莫目睹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一路經歷戰爭、污染、高失業與犯罪,人民所得增加了,卻不快樂;物質享受提高了,親情卻疏遠。


他帶著對西方國家「以經濟發展為優先,對嗎?」的質疑回到不丹。人民到底需要什麼?不丹這個窮困的小國該往哪裡去?年輕的吉莫花了兩年,步行全國,探訪民情。

「他(國王)想了解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夢想……旅行回來,他發現,不管是住在首都,或鄉村的人民,都有相同的夢想,就是『快樂』。」內政部長吉莫.廷禮(Lyonpo Jigme Y. Thinley)說,當時,吉莫國王還沒有明確喊出「國家快樂力」的口號,卻已發現,政府該替人民追求的是整體的幸福感,而不光只是物質上的滿足。

一九七四年,他執政的第三年,提出「國家快樂力」取代「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GDP)——讓不丹成為平等尊重與平衡發展的國家。這是全球第一個提出「快樂立國」觀念的執政者。但,一個窮國有什麼條件談幸福?他該如何突破資源稀少的困境?

這裡不養軍隊,不買武器 人民卻享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


資源配置是關鍵!
今日不丹,醫療(一二%)與教育(一八%)預算,合計占國家總預算三成,其比率是台灣的二.三倍。如此安排,勢必擠壓其他預算,吉莫的策略是以「外交合作」與「經濟合作」換取「零國防」。所謂的零國防,指的是自己不花錢養軍隊與購買武器,仰賴印度。


因此,在外交上,不丹與印度站在同一陣線,讓印度得到一張鐵票。緊密合作,確保不丹主權獨立。更重要的是,國防預算是零,讓全國極為有限的資源全用在民生上。


因此,吉莫得以展開三項重要變革:一,不丹的免費醫療體制在他手下完成,讓每個國民有平等的生存權;二,過去貧賤的佃農,也在他掌政下擁有自己的土地;三,免費教育,讓每個國民,不分貧賤,都有平等的發展權。

教育,最能彰顯因平等而快樂的不丹。

一般低所得國家最常見殘破教室、上不了學的孩子,在不丹都看不到。

現在,不丹小學生就學率高達九七%。位於全國唯一一座機場附近的烏丘初級學校幼稚園班牆上,貼滿了輔助教材圖卡,有鳥、蘋果、爺爺、奶奶,第一行是英語,下面跟著宗喀語。一張張都是老師手繪的心血。


日曆板上,今天是Tuesday,天氣是Sunny,旁邊貼上介紹全班小朋友的大海報,每個人的名字跟照片都在上面,微笑的小男孩是策旺、羞澀的小女生是尼瑪。

鏡頭再轉向中部布姆唐谷地,一個偏遠村落。這裡的社區學校,除了學生人數較少,教育軟硬體設施與市區學校幾乎一致。校長薩瑞塔手上拿的教學參考教材也是全國一致,沒有城鄉差距。


不丹把最多的政府預算投入教育,從幼稚園到十年級是義務教育,就學免費。偏遠地區,連文具都由政府提供。影響所及,這國家的人民致力追求的,不是做生意賺錢,而是受更好的教育。

首都廷布東方的普那卡谷地,十二年級生那姆吉爾放棄連續假期,留在學校自習,手中厚達一千頁的化學科參考書,全部以英文寫成,桌旁擺著的題庫,搜集過去十年印度大學的考古題,包含物理、化學、英文、數學等。那種景象,跟台灣無二致。


他將參加全國檢定考,若成績在全國前十名,政府會送他出國留學。高等教育,從大學到出國深造,也是免費。以二○○三年為例,不丹約有一千餘位公費與自費留學生,在歐洲、美國、印度進修。


「過去,靠戰爭或武力來創造社會階級的流動。現在,我們靠教育。」相當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的不丹研究院(Center of Bhutan Studies)院長卡瑪(Karma Ura)解釋不丹為何選擇教育,作為推動現代化的主軸,帶給不丹平等發展的機會。

另一項促進平等的政策,是解放農奴。
不丹以農立國,早期土地握在貴族手上,在老國王時代—1960年代就企圖平均地權,但面臨既得利益者的強大反彈,當時總理甚至被暗殺。儘管阻力很大,吉莫國王繼位後,還是承繼父親的遺志,最後變革成功。

在中部,最古老的政教中心——旺都宗(編按:不丹各地政教中心統稱「宗」),西邊山坡的美麗梯田,令到訪的觀光客驚歎不已。梯田中央,是稱為仁青崗的小村子。

這裡不亂施肥,不砍伐樹林 放棄開採山中礦石,只為保育林相


在六年代之前,仁青崗是個集體農場,住著約一百五十位農奴,他們沒有個人所得,終年辛勤工作。山坡上,殘破不堪的黃色夯土屋,是過去集體住宅的遺跡。如今,景象改變了,夯土屋改為牲畜居所,旁邊則起造一幢接一幢,有著白牆與鐵皮屋頂的新屋,一如都市房子一般。

今日,任何不丹公民都可以向政府申請農村土地。百羅河谷旁,農夫策麟光著腳,正在田裡穿梭忙活。沒念過書的他如果早誕生三十年,可能還是一介農奴。今日,極有生意頭腦的他是「五星級飯店」的農夫。


手指向田間,那裡有他所建的溫室,策麟說:「政府請澳洲農業專家來指導我,我拚命問、拚命學。」現在他有兩間溫室,不論稻米、蔬菜或香草,全部是有機栽植,八頭乳牛的牛糞是天然肥料,因而贏得頂級飯店Uma固定採購他的作物。現在,策麟每年淨賺五千美元,約是不丹人均所得的三.六倍。


在吉莫領導下,不丹過去二十年加快現代化腳步。此一期間,人民平均壽命提高了十九歲,達六十六歲;識字率提高逾一倍,達五四%,九七%小學生註冊入學;九成人口可得到基礎的醫療設施服務。

「不丹經驗提醒我們,快樂不是隨機降臨在人們身上,它來自選擇的結果。」一九八九年自願進入不丹從事教職,並嫁給不丹人的加拿大教師潔米.惹巴(Jamie Zeppa),是少數持續親眼目睹不丹過去十八年來變化的外國人,她在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指出。

不丹今日成果,來自他們清楚「要」與「不要」兩大選擇:他們「要」追求「平等」,他們「不要」因為追求經濟發展,而出現「失衡」的社會與環境。

所謂的「不要」,從他們對待大地的態度最能看出。

不丹多數山區,梯田垂直落差極大,農民在梯田上,常見冬、夏雙屋,依氣候移居,夏種稻、麥,冬種馬鈴薯。以多樣性的作物,維持地力的自然循環,他們不靠人工施肥、灑藥的惡性循環。

不丹是全世界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法令明定森林覆蓋率,必須在六%。在不丹發展現代化過程中,曾經一度讓覆蓋率跌破六成,但目前已快速回升,到達七二%。「我們不把森林視為經濟資產。」不丹內政部長吉莫.廷禮強調。

四世國王吉莫對於經濟與環保,以及經濟與文化的平衡觀念,比許多先進國家更先進。他為了復育森林,特別推動修法、甚至入憲。喜馬拉雅山系是年輕地質,十分的脆弱,但在不丹,放眼望去,卻一片蒼翠,猶如置身古老地層的歐洲瑞士,因為全國規定不准砍伐樹林。


為了保育林相,貧窮的不丹不惜放棄開採山中的珍貴礦石。甚至連在山中溪裡釣魚都是非法的,為的是保存稀有的喜馬拉雅山系魚種。

不丹人愛惜山、不砍伐樹木,甚至連水力發電廠的興建都為此而遁入地下。


在首都廷布南方一百公里的丘卡鎮,有一條深達一百公尺的隧道,裡頭藏身著丘卡(Chukha Hydro power)水力發電廠。亮著紅燈的四個巨型水輪機,二十四小時不停的運轉,先進的發電設施,與壁上彩繪的十二幅巨型佛陀故事,恰成強烈對比。

這電廠工程挑戰高難度,因為需要挖透山壁數十公里,將高山奔湧而下的雪水導入地下。不丹政府寧願放慢電力帶給經濟的好處,從開工到運轉苦等十二年,也要保護森林與地貌。

這裡擁有得天獨厚景觀 卻限制觀光客人數,不急功近利


這 個廠自八六年開始商業運轉,目前七二%電力賣給印度。現場主管拉姆說:「透過經營效率的提升,現在丘卡廠每年上繳給政府的稅額與盈餘,是一九九二年的十倍 以上。」苦盡甘來,電力轉變為國家歲收,讓更多的不丹孩子能免費上學,不丹人民能得到免費醫療照護,同時,美麗的大山也得到了完善的保護。

不丹中部甘唐(Gangtey), 秋季的梯田,綠一塊,紫一塊、褐一塊,深深淺淺,將這片田,彩繪成全國最美麗的谷地。這裡一到冬初,瀕臨絕種的黑頸鶴,遠從西伯利亞來此地避寒,牠們性極 敏感,很容易受驚,為了保護這群嬌客,不丹禁止電線拉入這片淨土,也因為這樣,當地農民使用的是政府提供,最先進的太陽能發電設備。

梯田中央,高級旅館Amankora藏身其間,只能有八間房,因為想在這裡經營旅館,必須接受不丹政府嚴格的環境保護規範,除了自備發電系統,旅館產生的廢水,也必須經環保處理後,才能排放入自然界。

旅遊收入占不丹國家歲收兩成以上,是第二大收入來源,但為了保護環境與文化,不丹寧願「少賺錢」:採取每人每日兩百美元的高價策略,而且配額限縮觀光客進入,直到去年才逐步增加到一萬人以上。這小國雖然窮,卻不急功近利。



這裡沒有人炫耀財富 國王皇宮甚至比許多民宅小


強調平等與平衡,讓不丹人對自己國家充滿自信,而不是像其他貧窮國家,視自己的文化為落後象徵,只想丟棄。

這些年,國王吉莫大力保存傳統建築與服飾。走在不丹的城鎮或鄉間,沒有違章建築,到處都是白牆與深色的不丹傳統木製櫺窗,即便外來的高檔旅館阿曼(Aman)集團都要符合政府規定。


「不管從外頭看、從裡頭望出去,每一扇窗都顯示了不丹的特色;而且,你很難從建築物去發現超級有錢人,因為大家都差不多。國王很重視平等。」當地的嚮導尼曼指出。包括,皇宮都反映同樣價值。

在不丹那十六天,我們多次要求希望能看看國王的皇宮。最後,嚮導勉為其難的答應。我們穿梭於稻穗摩梭的梯田之間的小路,迂迴前進,最後來到一處森林,蒼翠林道盡頭,好遠、好遠處只見一間小屋的屋頂浮現。


這地方不准拍照,其實即便拍照也看不到什麼,因為國王的住所只有一樓高,就是棟白牆、木櫺窗與鐵皮屋頂的傳統平民小屋,「比很多不丹人住的還小。」嚮導說。唯一區別的只是從屋子所在升起的白幡旗才能辨識屋主的身分。

從國王到富人,沒有人炫耀財富。這裡沒有精品LV、沒有勞斯萊斯;同樣的,不管你是全世界多有錢的企業,一旦進入不丹,街頭廣告招牌都齊頭式大小。因為,沒有高物質慾望、沒有貪婪,相對的,犯罪率也低。一如晉朝詩人陶淵明筆下「桃花源記」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這裡是精神和文化的富國 九九%留學生學成後選擇回母國


不丹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不丹水力發電廠最大的承包商——Yarkay集團執行長迪青說:「以前,看到先進國家的介紹,覺得一切都很美好。」十八歲就遠赴歐洲留學五年的她說:「但人真的到國外,才發現當地社會深層,也是問題重重,我還是喜愛不丹的生活。」


採訪內政部長吉莫.廷禮時,他要我們猜測:每一百個出國留學的不丹年輕人,有幾個學成之後會回國服務?以台灣六年代的情況來推斷,我們猜測:大約一半吧? 錯了,不丹的答案是九九%!

一九九八年到美國留學的不丹國家廣播公司新聞部主管策旺(Tshewang Dendup)形容:「只有回到不丹,我的心才感到舒服。」

「我 們的文化裡,有某些獨特之處。」吉莫.廷禮自豪的說。他強調,即使他們在美國可以賺更多的錢,即使在英國或澳洲有很好的工作,他們寧願回來,賺很少的錢, 因為,「真正有品質的生活,不是生活在有高物質享受的地方,而是擁有豐富的精神層面與文化,我想,這就是不丹所已經擁有。」

但再好的制度與文化保存計畫,能否落實,關鍵在於良好的治理。聯合國轄下的聯合國協會(UNA),評選不丹為東南亞(含南亞)地區,善用非營利組織資源的第一名。而世界銀行評估不丹的政府效能五.二分,高居第一,遠高於平均的三.一分。

當然,隨著近年的開放與經濟快速發展,不丹也有一些隱憂。推動教育,降低了文盲,卻也帶來高學歷年輕人缺乏能夠發揮的機會,年輕人失業升高。二○○五年,不丹失業率提高到三.一%(前一年為二.五%),這是不丹下一階段的一大挑戰。

在追求快樂的過程中,不丹並非總是做對決策,但潔米強調,他們勇於改正。譬如不丹曾經開放塑膠袋進口,結果造成嚴重污染問題,因此政府又頒令禁止。

不丹的生活並非完美,在當地十六天的採訪,每天餐桌上看到的,不是辣椒煮起司、就是辣椒煮蔬菜,桌上肉類十分稀有。不丹人還很窮,他們還在小心翼翼求發展。然而,簡單的辣椒食物,吃著吃著,卻有一種簡單的美味與幸福感。



也許,這是為什麼當國內生產毛額(GDP)當道一個世紀之後,人們赫然回頭來看不丹這個寧願慢富也不要失衡的小國。

倫敦政經學院教授,同時也是英國工黨政府的重要策士萊亞德(Richard Layard),在其探索快樂本質的著作《快樂經濟學》(Happiness)中指出:「一個追求快樂的國家,才是最偉大的國家。」

同樣的意見,我們居然也在普那卡谷地梯田間小雜貨鋪的男孩口中聽見,他昂著頭說:「如果不追求國民的快樂,我不知道一個國家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最高目標。」他的名字是達瓦,十四歲,正就讀九年級。

一分鐘看不丹
面積:47千平方公里(相當於1.3個台灣)
人口:67萬人
民族:不丹人(50%)、尼泊爾裔(35%)、其他(15%)
宗教:藏傳佛教(75%)、印度教(25%)
語言:宗喀語
建國:1907
首都:廷布
時差:比台灣慢2小時
人均國民所得:1,400美元(全世界排名152名)
No.1
 全國禁菸,禁塑膠袋進口
No.1
 免費醫療、免費就學
72%
 森林覆蓋率達72%,亞洲第一
26%
 全國26%的土地為國家公園
71%
 全國採水力發電,71%水力發電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