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昨天( 2008/01/25 )那場討論單車生活化的聚會—兼論現實的夾縫

文：黃武雄 2008/1/26

昨天那場智庫沙龍(第二十四次)，大家談得很熱烈，但也委屈了銘鴻與公部門的幾位熱心的朋友，我心中一直不安。藉這封信，我想跟大家多談一點台灣社會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問題。希望有助於步道與環境運動的推展。

一

昨天的聚會，就是一種民主對話。但那不是一場成功聚焦的的對話，原因是對出席者來說，大家心裡都抱著不同的期待來參加。非常抱歉，做為主持人之一，未能把會議的定位，事先說明清楚。

兩位演講者沅融與曉筠，在那麼有限的時間裡，把荷蘭的交通狀況，清楚的介紹給我們，我學到很多。曉筠鳥瞰荷蘭交通，並提及荷蘭從1975-85 每年用220億投入自行車道的建設，1990 年荷蘭交通部更成立自行車專案工作小組，鍥而不捨，認真在政策上，著手把全國主要的短程生活運具，從汽車轉換成自行車，這些作為發人深省。同時曉筠更把焦點，從荷蘭移向韓國與日本，提供台灣借鏡。

沅融除了有系統的告訴我們，從1972 年起，Groeningen的市容與交通如何一步步脫胎換骨，更指出左派政黨與人民抗議，在交通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解說，特別指出民生與政治息息相關。

可惜時間有限，我們未能針對兩位演講者的議題與演講內容，仔細討論。但他（她）們的演講內容，必然會在我們的心裡發酵，對往後的環境運動與千里步道的走向留下長遠的影響。


二

這次會議的基調，高亢得有點突兀，大家各說各話，使得議題不易聚焦，但會後大家都能彼此了解，這是很不容易的事。真真感謝大家的寬容。我傾聽大家談話的內容，多少看到一些問題的癥結，想提出來與大家討論。

千里步道運動，最早的定位是大地倫理運動。台灣社會的主流，一貫力主開發、漠視大地倫理。選擇千里步道為實作的議題，目的是想藉用它來轉化這種偏差觀念。

以目前的主客觀條件評估，千里步道運動也許要持續發展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才會有成效。所以步道的參與者，必須瞭解社會各股力量，擅於從中尋找出路，而非主觀想像，憑空認為美麗的願景，任何人都會無條件支持。

有了這層瞭解，並善於分析我們的現實處境，這條路才走得下去。

目前台灣社會相關的各股力量是：
1. 政治人物 ：慣於開發傾向，但對選票敏感。
2. 公共輿論：亦以開發為主( 2A)，但有時同情環保的立場(2B)。
3. 技術官員：一般沿襲慣性的開發主義( 3A)，但近些年出現一批具有反思能力的專業者(3B) 。這兩年與公部門的實際接觸中，我很高興在林務局、公共工程委員會、公路總局、市政府交工局等，看到這批珍貴的反思力量。
4. 民間主流：以經濟開發為主，包含工程業者，以及基層生活沒有任何保障的老百姓。
5. 民間的環境愛護者：著重環境保護。

希望大家在推動步道運動時，能清楚這五股力量之間 的糾結關係。我們千里步道的推動者屬於(5), 我們的主要盟友是(2B)與 (3B)，以及少數重視環保的政治人物。

如果這股結盟的力量夠大時，上層的政治人物因對選票敏感，會回應我們的環保訴求。


但不能過份期待政治人物。一般時候他們關照的是民間主流(4) 。其實，我十年前倡議社區大學，便想一步步改變民間主流(4)的想法〔請參見《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一文〕。半年前，在智庫沙龍談台灣的紅與綠，我亦著眼於此。環境愛護者，應認真考慮以社區大學為平台，培養草根經營者進入基層，與基層對話，說服人們減少開發。

但基層主張開發，最根本的原因是台灣沒有建立起好的社會福利制度，人民生活毫無保障，老了病了或無端失業，更是無所依靠，所以必須不斷賺錢，不斷累積財富。北歐人能重視環保，荷蘭人能如此認真推行單車運具，是因他們有良好的社會福利。我們必須與基層並肩，共同發聲，爭取建立良善的社福制度，確實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基本上，政治人物手握決定政策的權力，他們反應的是民間主流的利益。如果民間主流的意見一直主張開發，政治人物（除了其中少數特立獨行者之外），便也隨著主張開發。這是今天代議民主政治的本質，除非我們足夠聰明犀利，能抓住特殊機會，把由下而上的聲音，加大分貝，使政治人物意識到重視環保，從善如流，反而會增加他要的選票。

這是無奈的現實，尤其今天台灣政治的現狀是，兩大黨都明顯向右傾斜。（左右政治立場的差別，是左派重視公共利益及弱勢階級，右派偏向照顧企業財團及特定私人。詳見我月前寫的《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三

當然民間主流(4) 的利益，也不是一直都保持一致，悉數倒向開發的。有時候，地方有力人士一味主張開發，也會出現與小民生計矛盾的現象，這便是環境愛護者有效介入的時機。

另外，所謂「利益」，有長中程與短期之分，短多長空的事例俯拾即是。利益也有事實與虛幻之別。像蘇花高，當地人以為會引來觀光人潮，但事實的發展，不可能每一條路都會變成觀光街。人潮會湧向少數觀光企業，還是會走進自家商店？有商機的地方，便有商人湧進來競爭，商機的利潤是由外來商人收取，還是留給自己？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很多變化無法預測，物價會不會提高，生活品質會不會下降，原有的寧靜和諧會不會打破？花蓮人會不會得不償失？興建蘇花高後，湧進花蓮的是車潮。車潮不一定是人潮，發展公共運輸引進人潮，興建蘇花高引進車潮，車潮會快速破壞環境與景觀。一連串的問題都會發生，最重要的是一旦好山好水消失，花蓮人最後得到了什麼？桃園觀音鄉二十多年前引入石化企業的慘痛經驗，值得花蓮人深思。環境愛護者要發展論述，進入基層，改變民意主流。

當然這項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很不容易。不過地方經營終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千里步道運動，雖人單力薄，但自始便把地方經營當作工作的重點。

菁英主義是環保運動者必須自我面對的問題。


至於公共輿論(2) ：就它本身的任務而言，公共媒體應比現狀更重視環保，不致於唱和主流，傾向大肆開發，因為它原本就負有替「公共利益」發聲的責任。可惜台灣的媒體，因歷史因素，立場一向偏右，這是無奈的事。這種現實使得台灣的環保運動，推展起來特別艱難，只能靠零星的進步記者或編輯幫忙。

如果我上述的觀察與策略是正確的，那麼大家便清楚昨日的會議，不能對焦的緣故。來與會的公部門人士，其實屬於(3B) ，照理是我們熱心的盟友。我們可以平心靜氣與他們討論，如何攜手一起突破困難，如何減少民間主流的反彈，爭取政治人物的支持，規劃出友善的單車/行人道。


四

會中有人指出不需跑到荷蘭，北京的自行車道現在就很發達。其實台灣在一九六零年代，一般人的生活運具，也像現在的中國一樣，主要靠自行車，理由是受限於經濟條件，只有極少數有錢人才買得起汽車。一九七零以後台灣隨著經濟起飛，汽機車大量發展，霸佔自行車與行人的空間，政府的交通政策更壯大了汽車霸權。

中國今天的自行車道發達，正如一九六零年代的台灣一樣，並非因為中國有一個號稱左派的政府，而是因為人民還不夠富裕。中國日後的發展會不會步向台灣的後塵，需看中國政府有無進步的觀念，還是像台灣三四十年來一樣，漠視行人與單車的路權，確立汽車霸權，而任由弱肉強食？

以目前中國經濟掛帥，輕視環保與人權的基調來看，未來情況並不樂觀。今天的中國，貧富懸殊如此嚴重，到底有多少成分還保有左派思想，令人置疑。何況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左派，主張又紅又綠，與傳統左派只紅不綠的教條，已經大相逕庭。

只有當重視環保與人權的觀念，在社會生根，談單車路權才有益於大地倫理，人與環境也才能永續共存。


昨天會中也有人談到禁止機車的問題。這件事兩三個月來，在千里步道網站及志工們來回的電子郵件中，已經有過許多討論。我認為我們談路權時，對待機動車輛，除公務車與公共運具之外，應一視同仁。例如要求汽機車一起讓出一條現有車道，給單車與行人使用。不能只想壓縮機車的空間，卻不敢碰汽車。

我的理由有二：

第一：較有錢的人買汽車，較沒錢的人買機車。我們不能有階級偏見。

第二：，如果機車空間受到壓縮，汽車仍維持霸權，這時只要有三成的機車騎士，因此轉而購買汽車，環境問題與交通問題，是不是會加倍嚴重？一部汽車從製造到報廢，浪費多少資源，製造多少污染？在路上行駛，又佔用多少路面？耗掉多少柏油？吃掉多少汽油，排放多少二氧化碳？與一部機車相比較，孰多孰少，一目了然。


寫這封長信，希望大家一起慢慢理出頭緒，抓到問題癥結，形成共識，然後把心力放在刀口上。老實說，環境、經濟、階級與政治的問題，糾結一起，本身就很複雜。尤其現實的台灣，處在思想混亂的狀態，要能找出一條走得出來的路，並不容易。當大家都更善於分析問題，我們共同的理想也就更有機會落實。

感謝大家的耐心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