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1日 星期六

像山一樣思考(徐銘謙)

作者自序


在我心中,有一個與鄉野自然版圖相對應的心靈地圖,我所開闢的路,通往外在的山坡與沼澤,也通往心中的丘壑。藉由對腳下事物的研究,以及藉由閱讀和思索,讓我展開對自己及對大地的探索,最後,這兩種探索在我心中合而為一。而當本質性的事物藉由早期的基礎向我實現,且逐漸增強力量時,我在生命裡也面對著一個熱情而固執的期盼—永遠地將思想,以及它所帶來的一切麻煩拋開,除了最原始、最直接而徹底的慾望之外。走入小徑,毋須回顧。

~ 海恩斯,《星星,雪,火》



侯文詠老師曾經問我:「山怎麼思考?」


  還記得客委會九十五年度築夢計畫的口試現場,我緊張地走進會議室,面對前面一字排開的評審委員,坐下,心裡忐忑著。侯文詠開口問:「你的計畫名稱叫做:『學習像山一樣思考』,那麼請你告訴我,山怎麼思考?」我愣了一下,突然覺得需要解釋的太多,一時不知如何在短短半分鐘內回答出來,只好說:「那裡的山怎麼思考,我得去了才知道」。這個答案,連我自己都不滿意,但是我記著要給侯文詠一個完整的答案,也許這本書可以算是。


  「像山一樣思考」是李奧帕德(Aldo Leopold)在《沙郡年紀》(A Sand County Almanac)中說的一個雋永小故事。大意是說,當狼在夜晚嚎叫的時候,聽到聲音的各種生物,都有關乎自己生存的一番解讀。但是「在這些明顯而迫近的希望和恐懼之後,藏著一個更深奧的意義:只有山知道這個意義,只有山活得夠久,可以客觀地聆聽狼的嚎叫」。美國各州的獵人樂於殺狼,以為狼一旦減少,將能獵得更多的鹿皮,對狼嚎最為懼怕的鹿群,在狼群消失後不再恐懼;而一座失去狼的山,所有灌木和幼木的嫩葉都被過多的鹿群吃掉,變成光禿禿的,至於鹿群最後則因數量過多而餓死。「他沒有學會像山那樣思考,因此,乾旱塵暴區便出現了,而河流將我們的未來沖入大海裡」。


  「只有山活得夠久」,知道當人們在他身上開道路會帶來什麼長遠的後果。至於人本身,沒有足夠的壽命去理解完整的前因後果,對這座山作決定的,與承受後果的人群並不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決定與承擔是代代相傳的。當我在阿帕拉契山徑健行時傾聽林間鳥語透露的訊息,在彎腰修整步道的時候想想水流說了甚麼話,在開闢新步道的時候觀察山椒魚與樹根傳遞的啟發,修屋頂、蓋新橋、釘釘子、敲石頭的時候,我都打開所有的感官試著理解,每座獨特的大山怎麼思考我們在他身上的所作所為。我想,我開始有點明白山的語言,而這通常是以一種細微、緩慢而直接的行動展現。


  「為什麼去阿帕拉契山徑?」這是評審委員邱一新老師的問題,他說:「你如果不在這三分鐘內說明之前你從事的各種與步道有關的社會運動,光憑你準備要去作什麼的計畫書,很難說服其他評審委員把這個機會給你」。我有點遲疑地看著素昧平生的邱老師問:「真的可以講嗎?我想,要來拿政府的錢出去尋找答案,總不能提起之前那些挑戰政府的社會運動吧?!不過,既然有老師注意到我寫在申請書上的簡歷,那麼我也就豁出去了!」


  追尋夢幻步道的旅程,事實上在六年前就上路了,只是當時的我並不清楚。即將看到的故事並不只發生在二○○六年的夏天,甚至仍然是一段「現在進行式」的旅行,即使已經回到台灣。而現在的我,還不知道何時何地會被導引到終點去?或說,真的有終點嗎?從二○○二年底,我因為不滿四輪傳動車涉溪的電視廣告,寫了一篇給中國時報的投書〈穿林跨溪、靠我雙腿〉,以後意外引動一連串對四驅車風潮的反思與節制;由此我又陸續捲入保衛古道、反對石階工程、反對高山纜車、反對蘇花高等與環境相關的社會運動中。


  一方面我愈來愈深入地瞭解環境與人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意識到,反對僅能暫時阻擋(或有時常悲壯收場)個案的、緊急的環境破壞,我們必須找到新的典範(paradigm)去取代舊的觀念,才能從根源阻止荒謬工程的一再發生。但是典範要轉移不是依靠思想的教育,而是人人皆能採取的行動。人們只有透過行動才能瞭解自然,人人都可以到自然去遊玩,這是一種行動;相較於你去認識動植物,並且對人們作解說,後者對自然的瞭解程度更深;若你在環境裡面動手種植作物、或親手修建山徑設施,在每一個行動中都要作決定,你會在過程中思考,並從結果中看到決定的好壞,這時你便會漸漸明白,山或是自然怎麼想這些事情。


  社會運動也是一種行動,在不斷反覆的實踐與思考中,我先是找尋了一個可能的解答,然後一頭栽進去研究;比如我從四驅車的廣告、探險節目、車商車隊的行程等表象,開始深入到相關的法律、文化、能源層面去探索。研究得愈深入,就會嘗試找方法解決問題,發現找錯答案之後,又換一個假設去探究;比如之前反對步道鋪設傷腳的石階,我就開始研究其他鋪面材質;發現問題不在鋪面,而在工程設計與施工,又開始研究生態工法;結果也不是答案,所以就尋到美國阿帕拉契山徑的經驗,發現志工參與和公民社會的新典範。


  這一路的思考,我先是與步道運動的伙伴林宗弘合寫了一本《夢幻步道》(暫名,未出版),紀錄了我們在一連串運動中的觀察與實驗,我們一方面在追尋心目中理想的步道原形,另一方面在我們身後也走出了一條無形的路跡,也就是那條導引我前進到阿帕拉契山徑的步道。《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先行付梓,但嚴格說來,只是整個步道拼圖的中間部分:從社會運動的「啟蒙」,到阿帕拉契的「追尋」,乃至返回台灣的「實踐」,構成了完整的「步道三部曲」。目前在台灣繼續推動的步道志工制度與千里步道運動,已經逐漸拼出完整的圖像。


  在步道三部曲中,本書本身是一個完整的斷代史,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從在台灣的行前準備開始,赴美參加「全程行者學校」的健行教育,一直到參與阿帕拉契山徑協會的修建步道志工隊的生活與思考,還有自助旅行式的國家公園、國家步道行旅……,而探索的故事一個接一個,就像深入不斷前進上升的螺旋迴圈,每回好像已經找到答案,卻又帶領我們發現下一個思路的線索。


  在學習做步道的過程中,不免要砍去一些樹與樹根,在握斧砍過樹之後,我一直對於出書兢兢業業,因為作書頁的紙也要砍樹,更何況裡面記載的旅程,遠在一萬多公里以外的美國,搭長途飛機來回的我,使用了很多石油能源,也排放了很多碳,讓樹與海洋辛苦吸收。閉關寫書的過程中,幾度因為害怕對不起樹,而舉筆維艱,我希望樹會覺得,它的犧牲是值得一條好的步道、一本負責任的書的。除了樹之外,我還要感謝許多人。


  首先要感謝書中提及與未提及姓名的前輩先進給我的建議,包括鄭廷斌、蔡振中、江慧儀與孟磊、黃福森、何燾、曾鈺琪等人在行前準備的指引與協助;另外除了感謝照顧我的美國新朋友外,也要特別感謝劉格正一家與留學生們在異鄉給予的幫助;當然還要感謝於我赴美期間,在台灣輪班照顧家貓的瞿慎思、黃怡蓉、翁淑靜、陳芬瑜等好友們,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前去學習最終並完成此書。


  感謝客委會與評審委員們幫助我完成人生的夢想,返台後更要感謝農委會林務局的育樂組林澔貞組長、翁儷芯視察,願意吸取新觀念、不厭其煩地努力建立新制度,並促成阿帕拉契山徑協會來台經驗交流,由此一併感謝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陳隆陞副處長、觀光課吳和融課長在接待上的協助,以及對步道志工制度的嘗試。而雅比斯步道顧問群李瑞宗、李嘉智、伍玉龍、賴鵬智老師,以及領導團隊的林?、辛苦執行的林秀茹等工作人員,他們促成阿帕拉契山徑經驗與台灣實務的接軌,使我在步道工法上有更深入的思考與實踐。


  感謝荒野保護協會六年來在步道運動上的支持與啟發,尤其是保育部主任黃子晏一直到周東漢,都提供了步道智識的增長與實際參與的機會。感謝千里步道籌畫中心的工作伙伴,提供了可以讓我發揮對步道想像的平台,這本書的成形過程中,尤其要感謝黃武雄老師對內容的推敲與文句的耐心指正,以及周聖心、姜春年在文圖方面的編輯功力,促使本書更有可讀性。當然更要感謝本書編輯蔡麗真的無比細心與耐心,每當她忙完家事、哄睡小孩,開始深夜看稿,他們認真看待拙作更是敦促我追求完美的力量。


  最後要謝謝我的家人給我的空間,使我到三十五歲仍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感謝簡錫亦父亦師的思想啟蒙,淑芬姐與子蓁給予的家人般的情感支持;感謝妤儒一路的支持與陪伴,敦促我在思想與行動上不斷的淬鍊精進。在我博士第六年的此時,也要感謝論文指導恩師周繼祥十年來的提攜,以及對我忙於「外務」的耐心包容。謝謝所有給予我有形與無形的協助的人們,希望這本書可以算是對他們的回報與感謝。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黃武雄)

宏觀與微觀 兩個按鈕
---為銘謙的書寫序
黃武雄
2008/9/22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因此,我把要談的主文放到書後,當作〈讀者回應〉。請讀者先步入銘謙的世界,同她一起悠遊阿帕拉契山的風景,意猶未盡再回頭來看我書後的回應。

如果我還是不能免俗的做了導讀,這個建議便是我的導讀。


--------------------------------------------------------------------------------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
---細讀銘謙的書(黃武雄)

一、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p.40):




經過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野生動物那一欄寫著:


帳棚─看不見,防水布─看得見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 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 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也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價值的吧?

那麼那個價值是什麼?


在從正面談人類接近自然的價值之前,必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Peter Atkins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The Second Law》的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二、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三、
銘謙在書中(見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四、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Gram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適當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五、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六、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拜越戰之賜,發展加工業。經過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敦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6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七、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


1. 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2.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3.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瑋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茂成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八、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九、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她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前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引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

970910台中綜合路線初探(歡迎指教)

這是千里步道台中路網初步探查的成果,歡迎在地志工與車友親自走訪、實地探查後,踴躍給予我們意見



檢視較大的地圖



*預定在9/28前,將選擇一條最具代表性的路線,成為日後試走活動(暫定十月舉辦)的路線。